第十二次曙光降临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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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职业特别让人厌恶又特别有吸引力的，肯定是间谍——厌恶是因为所谓的灭绝“人性”，杀一切挡住任务的人还在其次，使劲浑身解数去献身一个毫无吸引力的人，希区柯克的“美人计”就是例子，还是为所谓子虚乌有的国家利益。

从前有个安全部的师兄，主持某个素来与中国敌对的国家的情报，每年得意洋洋地回学校和我们吃顿饭，说他回学校都是有人护送的，甚至在火车上也是独自一个软包厢，可是本人的样子又是不甚得意，阴沉着脸，头发稀疏，比起大学时代还要瘦弱，说他不打算要孩子了，“太麻烦。”他是湖南乡下人，不知道他在农田上劳动的父母对这个儿子是怎么看的，大概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和邻人说起来，也是传说中的大官吧。

一次突然和我们聊天，说中国终于批准训练以色相为手段的课程了。大家立刻性质勃勃，似乎那议论中的性可以为愚蠢的餐桌增加什么，我一楞，第一是以为早就有这课程，第二也是怪异，说，那不违反人性吗，不过声音轻，他们都不甚听我明白的——自己骂自己，愚蠢的文艺男。

2

不过吸引力不来自007，那个太虚幻，而来自间谍可以有变化多端的身份，随时随地有个新的名字。新的父母。新的爱人。一辈子是别人的几生。精心策划地过了下去，不会懈劲,真要是过烦躁了打破再来一次。

看了“the legend of Rita”，西德的疯疯癫癫的女革命家，为了理想去杀人，劫狱，结果被迫在社会主义的东德隐姓埋名生活，“铁皮鼓”导演的作品。

帮助她隐藏身份的老奸巨滑的组织头子和她开玩笑，我们一起创造你的传奇吧，什么名字？你想在哪个季节出生？父母做什么的？

一一重新设计，简直有种狂喜，虽然是流亡生活的开始，女主人公长脸，不施粉黛，跑起步来像个骁勇的像个带头套的男人。

是个冷而硬的人，却不知道为什么对资本主义有刻骨仇恨——大概还是性格极端，生在东德，也会对社会主义仇恨的。

她选择了要在夏天出生——让我也很想做这种题目，再来一次的话，首先要把年龄缩小五岁，反正大家都说我年轻，那么下次冒充年轻就更理直气壮。把生日改在冬天，过生日的可以叫一群朋友来家里喝酒，吃炖在炉子上的菜，享受“红泥小火炉”的境界；重新找一个情人，告诉他，从来没有恋爱过，这是第一次，因此要爱的轰轰烈烈一点，不过这最后一项似乎不用当间谍也可以做到。

3

最有趣的是她的流浪生活，先是在社会主义的一家印染厂工作，破败的红砖大厂房，她和喜欢她的女孩子躲在一个角落里抽烟，先是整个厂房的外景，慢慢逼近，临到她们那个窗户的时候，只看见两天潦草的金黄色头发。

可能是流浪的末世感?她对感情到是来者不拒，甚至连对方的性别也不考虑，先是判逆的小女工看上了她，把她引到乡村的家里去过节，两人放浪的舞蹈，不是拉拉的她似乎对这种境遇也很接受，有拥抱，静默的像一座古罗马时代的墓葬雕塑，她们互相依靠，每个人都有无法言语的过去和未来。

被同厂女工辨别出身份后，她又被安置在夏令营做老师，女主人公到真是有间谍的能力，换一种打扮马上就能换一种气质，英俊的苏联男旅游者看上了她，两人立刻在海滩苟合，似乎前一节转换的性又轻易转了回来——我很惊奇，至少，根据我的经验，这两条道路之间似乎还是有距离的。
不期然地想起了胡兰成的恋爱史，过去也许真得夸大了他勾引女人的能力——他本来是谁来都要的，何况还是末世般的逃亡途中，和我们电影的女主人公相似。

他去武汉的时候，虽然尚未彻底倒台，可也充满了世界尽头的感觉，有个青春的女人勾三搭四，怎么可能忠贞不渝——他甚至不老辣，否则不会动情到那步，这到又不是古代书生几美团圆的心态。

倒像是古代的侠客，大搞露水姻缘，本来是流亡千里，当然对别人的示恩没齿难忘。

女人的示恩有时候不过就是以肉身布施，例如斯太太。

里面也有中年人的肉欲，不过中年的欲望也许更复杂。胡的吸引力不来自于他自身，倒是旁的那些东西，暧昧的政治身份，来自大城市的背景，加上他对女人永远是要要要。

回到电影，流浪的女人自如出入在性场中，可是当真身暴露的时候，两个爱人的选择很不一样，有着完美臀部的男友一边惶惶穿上裤子，说他讨厌恐怖份子；而女朋友虽然为了受了牢狱之灾，到是不改初衷，追寻她而来，再次为她受难——莫非导演是解释什么是不计较的爱?

我喜欢这结尾，两德统一，女主人公失去了保护者，在逃亡东德的途中，轻易被消灭了肉体，对于一个没有身份的流浪者而言，也许这样的消亡恰合心意。

只有好莱坞才搞隐藏身份若干年重出江湖的女煞星——当然，我们的武林中也有这样错漏百出的故事。

胡兰成的下场很奇异，在日本，和一个白相女人互相依存，共度余生，一方面证实了他的性能力确实不错，另一方面，流亡者那么战战兢兢的沾沾自喜，也是比较离奇的个案。

最后，祝愿某个在川康边境的流浪者走一路搞一路。

去看大屏幕的侯麦，居然只剩下一张票，本来是犹豫的，可是想想他也未必愿意看——上次一起看的是《无极》，猴年马月的事情。浦东的电影院，拥挤，装腔作势的华丽，满是普通的被忽闪到电影院来的民众。

还记得一起下电梯的时候，一个长相群体丑陋的市民家庭在评论那奇怪的电影，该家长男，一个头发腻油油的，30岁左右下额暴出的男人，说，怎么谢霆锋克在里面像个屁精，当然我懂得众多上海俚语，想笑最终没有笑出来——平时不看电影的民众大概总以为这就是电影了。

是侯麦的《克拉之膝》，于是自己去了，坐在国泰的大厅的边角地带，虽然满场，只怕有一半是赠票，从开始的两个暧昧的中年人在桥上相遇到中间肉体模特克拉出场，不断有成双成队的人陆陆续续离开，没有大场面也就算了，他们爱看的“文艺镜头”也没有——有些上海人爱看欧洲片，一半就是看里面的“文艺”镜头，风光加裸体，已然觉得情调十足。

侯麦的男女老少从来只是滔滔不绝地说，风光再美丽也只是不写实的布景板，恍惚是世界外的姑射真人，从来不关心周围，可惜摆不掉肉身重大，于是忙着分析自己，分析身边的人，包括尚未长成的看似话语能力缺乏的少女劳拉——话唯一少的是电影中的美女，克拉是这样，记得同是道德故事中的《女收藏家》也这样，她们只展示肉身之美艳。

大概侯麦潜意识也觉得，肉体本身就是一种话语。而且是有压迫感的话语。

尽管看过，不过还是看得心满意足，特别是男主人公面临着强大的压力的那几场：他在克拉出场就开始被冷落，前面的爱慕他的少女宁愿找了个蠢男孩；而克拉更是不正眼看他，肆无忌惮地展现自己的爱情，属于青春的绚目的肉欲之爱，这种片段侯麦拍起来驾轻就熟，也许是他自己年轻时候被冷落惯了，含酸的，微风熏熏然的性感观察家。

有次看无聊的李咏的娱乐节目，一贯的蠢，里面有个东北小城的单亲家庭的孩子一心想当歌星，有段纪录，他和他劳累过度而苍老的母亲在那里争执未来之路，母亲觉得孩子的选择不现实，那孩子俊美异常，穿着一件破旧的背心，包裹的是黑而壮的躯体，茫然得把大城市看成天堂。

这种俊美可能瞬间即逝，可就是这样，反而更怜惜。他上台了，唱了一首口水歌，明显知道红不了，可是还是贪婪地看他的电视里面的身体，那粗俗的青春让人迷恋——大概这就是最直接的情感。

其实电影里的情感也直接，男主人公是小说家，度假期间老幼通吃，既有中年女知识分子的幽雅之爱，也有生梦幼齿的追求，处处赢得青睐，他感觉到的压力不过是别人不重视他的存在，克拉虽然没和他多话，可是一语道破。

被青春驱逐了出去的中年人显得落寞起来，导演的镜头只跟着他，不由你不同时黯然，觉得自己也在老去，特别是那些雄性的竞争对手，轻松地忽视他的存在。

侯麦始终在纠缠他的主人公的道德问题，得到什么是道德，多少是道德——偷情只是最小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与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的时候最还是不做。

可是，这个问题微妙的他自己也无从解答。雨中他终于抚摸了美人的膝盖，落难佳人并没有以身相许，可是我们的男主人公已经足够——道德始终是个心理问题，无关乎生理。

 

 

 

1、20年前的这个时候，寄宿中学的日子，在大号而油漆般驳的窗户旁坐着，外面的世界不断地砸进来，砸进来，像是准备和那危险的建筑一起坍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比我们大的人有权力上街，而我们只能在窗边发呆。

语文老师是个穿布鞋，不时掂起脚来笑眯眯的老头，很喜欢杜甫，和我们说，中国没有政治家，似懂非懂得听着，肩膀忽然被伞戳了一下，是我姐姐从家里拿钱来，有高年纪学生特有的神态，她那时候美，带着被男同学追求的稀薄的傲慢。

买饭菜票的钱，她后来偶尔告诉我，差点拿那钱私下奔到北京，那是我们姐弟难得的交流时刻。彼时火车票便宜，我的月钱似乎是够张车票的。

2、10年前，炎热和枯燥的浦东，我在狭窄的蚊帐里，心窄成了一条。

最彷徨的时代，经常和几个朋友彻夜坐谈，看窗外的天渐渐白起来，苍凉得就像陈白露，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外面的世界。间歇的时候也去乱搞，还流行野合的年代，树丛里慌乱的眼神，脚下的安全套，肮脏而野心勃勃。

3今天，只有慢慢枯萎的肉身，从十多层的阳台看出去，整个北京的天空闪烁其辞，像是一个巨大而无边际的荒原。

 

我们，两个，寂寂而无名编号，集中时间，躺在灰色城池，成批量的肉传送带。

春天在步行不能抵达的郊外，

我们都知道，死在春天真好，尽管如此，尽管如此。

草地中空，铁喇叭反射光线，尽量小，缩在空气中的阳具。

更远的国度，保留特区，飞机空降，

山坡上巨大的蝇影，

我们都是铁链条牵引住的观众，格子布外，听他念他的莎士比亚。

 

胡须里山峰丛生，那瞬间的枪弹飞出，同流合污。

女人，站在山峦之上，飞向外星球，明知不配，还等待她的声音。

恍如等待免费领取的春药。不配抵达。

衰老是一种错误，只在特殊体质上发生，滑稽的狂欢，脏，在皮上扎根。

年迈的金色布帷，肉腥沉沉，硫磺皂也洗不掉。

从今天起，还有几个老人，竹竿上挂着他们的名字，在此时间活。

 

 

某男演员在嘎纳的奇谈是，“导演拓宽了我。”不知道是在身体上还是心灵上，反正是以后的戏路开拓了很多，东北黑社会男也可以改演细腻的活动在南京文艺同志男了。而且对演出了男同志颇有心得，政治正确的言论不知道多少，基本论调是，我身边的他们也不少啊，也很正常啊，他们也是人啊，因此不要歧视他们。

去他吗的政治正确。

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涌去那个海边小城的无知且无畏的中国媒体特别多，一个暴发国家财力雄厚的证明。

不过说到底，也没多少钱，也就是几个和主编关系好的女娱乐记者以公济私的游乐活动，可是也要完成任务，于是怪话特别多，例如嘎纳黑幕之类，也包括以往默默无闻，现在演出同志角色的男演员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关注”——无外是只会采访中国人，知识和语言两贫乏。

不过娄烨还是让人好奇的中国导演之一，好奇他，也许因为他是地道的上海人的缘故，带点忧郁情绪，优柔寡断的那种，尽管也功利，也做作，可是那种做作中也愁肠百结的，不由不让人笑起来。

看《苏州河》的时候，还是我全身心在上海玩乐的阶段，从我那个古怪而肮脏的位于外滩的前单位走到苏州河边不过半里地，淡薄的幕色，表情木然的下班的人流从外白渡桥或者浙江路桥上走过，下面是黑色的浓稠的河流，没人关心它，因为只有臭味表现它的存在，而上海人又是天生一等的顺民，知道无法改变，就装看不见。

只有熟悉河流的人会发出几句话，涨潮了之类。

所以我一直好奇周迅是不是真跳了河，那黑色的油状的液体是不是包围了她的身体，艳丽的鱼尾造型的鱼缸女是导演的奇异想象，和河流无关。娄烨的那部电影看得出来是对上海的某个小部位的情书，男女演员是他的笔墨，流淌给阴暗庞大的城市的情感的载体。

《紫蝴蝶》则是唱给上海北站和阴暗的大楼内部空间的情歌，我特别喜欢章子怡出场不久的一幕，大概是在闸北的老北站一带拍摄的，30年代的熟悉畸形空间，横空的铁路桥，下面是细窄的轨道，肮脏的楼群簇拥在周围，穿着皮毛大衣，身材矮小的章子怡在一群人的包围下从桥上走过，像个混黑社会的日本女人，一种超越场景的时代感。

上海的西式大楼太多，这些楼宇经历了早年的辉煌后迅速败落，共产时代拿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既舍不得拆掉这些西式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建筑物，又无力去维持他那辉煌的外表和旧观，于是一任它败落下去，一直到1990年代都是如此，那些黑暗的楼梯，转角出的蛛网灰尘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一个城市的幻想中的气质，因为走过了它就到了一个个温暖的小空间，木地板，窗明几净的巢穴，有动物般的腥和甜蜜——大城市的小市民，躲在自己家里也成了动物。

李冰冰和刘烨就算是都没有上海气质，可在那幽暗的灯光下，还是有种自邻的表情，在黄与黑的木头地板上盘旋着，在心疼自己的皮毛，举动中都温存起来，以至于后面的叛卖有了说服力——那样的肉体无力抵抗刑求。

所以看《颐和园》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感动，知道是部好电影，而且还看了两遍，可是大量的北方的空间还是他无法掌握的，狭窄的宿舍里充斥的欲望和情绪可以控制，空旷的广场上的骚乱就显的慌张，何况还是大段，大概为了发行不得不如此，其实余虹那种活在自我豁出去的劲头中的女孩子，哪里有什么外界动乱，颇像倾城之恋，整个城市毁灭了，关她何事。

她那种自我毁灭的气质其实有族群，是孩子气的，无法面对恐惧而阴险丛生的成人世界，所以崩溃的特别彻底，她搞的男人也都有特别气质，畏缩不前，自私，为了性的欢乐而一时间冒险，可是又回到熟悉的轨道，还觉得这女人是个母狗。

我觉得郭最后的离开有双重的含义，既有爱情的幻灭感，也有对一种放纵自己的生活的恐惧感，只是我不明白，娄烨是把自己投射到哪个性别上?

那种爱情结束后的空虚和痛苦，到真是有郁达夫气质，不过郁更彻底，爱情只是前面的幌子，他自由其后的痛苦和萧索，也难怪他会用郁的小说名来拍自己的新电影。什么时候再拍“她是一个弱女子”就好了，那是我看过的最淫荡的新文艺。

尽管对中国电影也没什么期待了，不过，还是支持下他吧，他也是一个弱男子。

 

 

眼前是块雕琢过份的玉佩，香囊的形状，又像个小花瓶，矫情地闪烁着宝石光芒，随便的挂在架上。我刚拿起来看，她就说，别动——是让我身体别动，给她当回模特。

她画画很快，从小就熟知笔墨的缘故，忍不住偷眼去觑看，可是不让我动，说是动了就影响布局。画完的时候才看见，宣纸上是个眇视人间的罗汉，横贯画面，也无所谓布局，面目相似，身上却是大红袈裟。

眼睛很小，我抱怨着，她却不肯改，说是不能违背事实，俩人大笑，然后才说是想把我那点隐藏着却又时常显露的傲慢画出来——她看得很准，虽然不喜欢这张水墨肖像，却还是觉得，那表情是写实的，藐视的双眼，眼观鼻，鼻却未必观心，不知道神游到了哪里，好象是这世界没有位置，可是认真想想，真有了位置，自己也未必安心去呆着，我还是不喜欢一个稳定的点。

据说《南京、南京》依照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去还原布景，难怪看上去能让人有触及感，毕竟是从小生吞活剥给的教育。可是，真看完了，却还是空茫，远不如刚看完的克里莫夫的“come and see”，讲一个白俄罗斯男孩在二战的家乡土地上流浪的故事，画面生生寸寸，活得异常凶猛。

选择了一个奇怪的男孩子当主角，虽然还是年青，经过了残酷的战争时间，却迅速显出了苍老，像个山妖，皱纹满面，眼睛下面有深深的仇恨和紧张，“人活着的世界”，也是，却有无尽承担着的恐惧、仇恨和大山崩溃般的死亡——当时德军进入白俄罗斯，也采用了灭绝式的政策，把一个个村庄的人集中在谷仓里，然后是扫射和火焚，据说完全毁灭的有6000个村庄——我们并不是唯一被迫害的民族。

15岁的男孩子始终是主角，从他面容憔慛的母亲那里逃走，惶惶然地被游击队抛弃，和同样被抛弃的女护士在森林里狂热舞蹈，都是他尚未被启蒙的阶段，还有着孩子似的笑容，也有通常我们所见的西方电影习惯的套路，战争残酷论诸如此类。

可是到了逃回家乡的时候，画面的伟大感却出现了：草地上奔跑着两个无辜的身影，个人的，肉身的，上面是漫天飞舞的中国年节式的烟火，却都是无所不在的死亡。家已经不在了，母亲和妹妹的身体只是一堆白花花的肉，堆积在一幢木房子背后，他狂热的奔跑，寻找着可能生存的亲人。

乡村风景始终是宁静，灰蒙蒙的天空，孩子拉着一头乡民的母牛奋力逃走，想去给他幻想中还活着的村民们解决牛奶问题——天上忽然多了照明弹，随后还是满天焰火，流弹却是致命的，奶牛嚎叫着倒下，绝望地想扶奶牛站起来的孩子像中了邪。

战争无外乎是这些：混乱的生存，肮脏的死亡，毫无意义的丧失掉熟悉的一切，我承认陆川也在努力制造这些画面和意义，都说陆川好，说是他还原了历史，可是，按照我浅薄的历史哲学学习，历史似乎是不可还原的。

显然克里莫夫没有还原历史的宏大念头，一个孩子的挣扎，比起蓄意营造的上海小市民群的挣扎要更有力量，尤其是那孩子经过了非人景象后头脑里所产生的幻像世界，林立的熟悉的死者的面孔，轻柔的已死去的人的呼唤，穿着衣服的希特勒的骷髅，凶猛的森林中的沼泽地的挣扎，尽管也免不了意识形态的痕迹，那是1985年的作品，可是，更多的是俄罗斯式的宗教情感，重到灵魂不再轻浮，而是发烫，我们都有发烧的瞬间，战争是一场持续醒不过来的发烧，坏了躯体，更坏了脑筋——对于克里莫夫，想做的是一件艺术品，险恶，凶残，幻想和幻想带来的冷酷的美丽都在这里了。

死亡不是数字，任何死亡都不应该是数字，只是一个个生命离开肉体的过程，影片结尾的两段特别重，一段是烧死了一整个村庄的那群德国人被抓获然后被枪杀的过程，两段死亡接着，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上段是变态的恐怖，狂欢着的德国人以俄罗斯人的生命为草芥，下段的复仇却也是让人心生畏惧的，互相的揭发，渺小的求生，都在群弹下了结了。

陆用了最熟悉的强暴、慰安等来做人性的注解，可是人性不仅仅是生硬的忏悔和离奇的爱情，我喜欢克里莫夫在电影结尾时的处理，孩子对着希特勒的照片扫射，时间倒流，一个个黑白画面显现，希特勒在指挥，在演讲，在煽动，在上台，在啤酒馆，仿佛是马丁艾米斯的小说时间之箭——一切都回去了，只有回去才能解决那些发生过的苦难，悲痛和难堪，不过在这里，孩子似乎是用自己的枪弹阻止希特勒的成长，可是，最后一张照片出现的时候，他迟疑了，那是怀抱在母亲怀里的希特勒，也是个黑发黑眼珠的无辜孩子。

 

那个别院安静到了一定境地，只听见鸟声空落落地，像是夜里的海上的航船，飞一样向未知的地方驶过去，驶过去，四周只是辽阔的空洞。

我一向不喜欢太静的空间，最微小的声音都会放大，脚下的长廊边有个鱼池，是他自己挖的，说是现在裂开了，水跑了不少，鱼也就相应不见了，跑哪里去了呢，下面是绿藓般驳的地面，肯定，下面还有层层叠叠的土地，可是，那些鱼呢？

有蜻蜓落在走廊边上，据他说很厉害，“可以吃小鱼。”弱的身体，托在手中，袅袅飞了开去，能听见翅膀振动空气的声音。

说到他的修行，修了十年，先是百病不侵，再就是第二层次，“能感受到山里的东西。”周围都是静默的大山，院落后面的几十颗楠木借助山势而起，二三十米高，只看见渺远的树尖，想起了笔记里面记载的穿红衣的小人儿在树梢上飞跃的文章。

我定了定神，说，是看见山妖树精之类吗？他顿了顿，平板如纸张的脸上，眼睛眯起来，说，不是看见，是感觉到，怎么说呢，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现在在这里，能看见你的前世和我的前世，不是我们俩在这里。

空气崩了起来，什么东西索索的动着，我不敢回头，怕看见自己身后有所谓的前世。什么都紧致起来，自己庞大的身体正在变成薄纸，莫非真是引动了新的维度?还是那些不能被称为山妖的气息在周围观看？他们大概对我也漠然着。

他刚从山下运了泥回来，浑身脏乱，平凡一如山道上常见的山民，可是书房里的多数书连我都是初次见。本来对他就好奇，现在，好奇没了，全成了惊奇。

固执起来，就想问前世是什么，用尽量亲近的口吻，热络地，在社会上通行的那套，可是他不理睬，也同样固执，小眼睛不闪动，也不凝神，不过避免看我。只听见自己声音滑出去，像条蛇。自己都厌恶的东西，还要放出去。

可是又改不了，平时屡试不爽的说话方式。

他还是不看我，眼睛望向远处的高林，说好奇不好，没什么意思，“你又不是修行的人。”

何况，他不能轻易说，又不是卖卜的术士，“现在这些说给你，要是老师傅听见会打我嘴巴。”说他自己已经很通达，说些东西，“不过是希望你明白，修到一定时候，是能感觉到一些。”

还在要求，却已经是萎缩的，觉得自己浑身被透视，陌生人看了个明白，相比之下，大字报那些只是小事情，只是皮外伤。他越是不看我，我越是觉得自己可怕，顿时，多少隐藏着的自己汹涌澎湃的在身体里面澎湃。

悉悉索索的，身后有什么东西爬走了，又盘旋了回看一眼。那瞬间特别羞愧，也许，前面那世真是条斑斓灿烂的山间的野物，不过那也还好，最怕前世是个爱俏的姐儿，徒劳的和男人纠缠，又撕扯到这一轮回里。不干不净，尴尬地出现在现场。

 

欠了个小人情，请半生的朋友去看话剧，我说我去买票。

结果他发短信说，买贵的吧，不少于280；我楞了下，毕竟很少听到这么说话——你可以说他直接。

他接着发，用半开玩笑的语言系统，180的座位我还真做不惯——是家所谓大型央企的小财务，大约也一贯享受免费待遇，开始就问过我能不能拿到折扣票，我是一向不喜欢去要演出票的，有找人的麻烦，不如自己掏钱，上次看翩娜包殊也只是300，一般人去回澡堂的价格。

我当时就表示，不用找人拿票，要是想看我请。

可是这种口气，我精明势利的脑海立刻翻腾，欠他的也就是小恩惠。

当时就有点生气的回短信，说爱看不看吧。他马上缓和，说现在票价还真贵，“以前哪里有680的票啊。”顺着的口气。

我买了票，他发短信给我，说快递过去，“否则你要是那天不去怎么办?”基本决定不回复，实在从没见过这样磨几的人，大概白拿惯的人也经常失手?

简直是光棍性格——看来大型央企也真能养出一种现场的卑劣。

后来还是约了现场见面，看完了，两人急忙忙往外走，黑压压的人群，像是斗败的鸟兽，也像是沙漠中匆匆迁移的物种群落，当然也是戏完全不好看的缘故，大家都不太评论，加上两个年纪不那么青春的时髦男人去看戏，总是会招到聪明人怀疑的，异常沉默。

年轻时相貌过得去的男同志，很少有到了中年就认清了形式的，多年前在上海认识他，还没发福，清秀地唱苏慧伦的歌，当时还有他拉来的两个朋友，一个矮小的公鸭嗓的大学教师，还有那个教师的身份不明，形体丑陋的男友，唱歌好象是某种嘶哑的机械在反复敲打，实在可怕——那教师明显对他有意思，可是也明白的知道自己无法得到，一晚上都用痴痴的爱慕目光看着他，似乎眼睛就能解决了恋爱问题。

最后请了那时候似乎很高价的钱柜，一千多，我再爱一个人也不会把钱这么花掉。

我未必不想和他搞，可是一惯是等人家找上门，可是以他的自恋，哪里会主动找，于是两人不咸不淡的交往了几年，他似乎还常常惦记着，像是黑色的夜晚中同在一条路上的朋友，知道那里有个人在走，时常会电话下，我们居然在不同的城市遇见，香港，北京，上海，两个人成为朋友，买本书，买点新的茶叶之类，君子的让人放心——他迅速胖了，当年的美丽成了墓志铭，阴阴地不肯散去，要找也枉然。

可是性格却着实娇，也横了起来，否则大概不会那么理所当然的发那些短信，莫非觉得请他看戏有追他的嫌疑？

今后大概还是不会联系了吧。

 

 

 

《24城记》有种特殊的寒素感，好象是个冷面冷心的北方姑娘，也没有多少可以哀怨的东西，却展开了台面唱起了大鼓书，大张艳帜地准备好好歌一曲，说的却是几百年来别人的话，尽管也不乏温婉动人的一段旋律，可是细听，却又没有了，转回到庸常的大调中去—-只为大调最熟悉。

非常失望，尽管蒙上了一层诗意的画皮，甚至用上了叶芝的诗歌，可还是无法改变其为时代而树立纪念碑的通俗理想，什么时代——一个市中心转换易主的时代，一个无数人命运反思的时代，一个尚未开始内醒，有点小心得就沾沾自喜的时代。

一幢幢市中心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后面平凡的小人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是如此的欠缺挖掘的技术，一一流为平板式的产品，甚至刚开始让我感到了恐惧，莫非这种伪纪录片就将主宰整个电影?

小人物的命运往往值得看，无外是因为是大时代的受压迫者，或者不和谐音，是逃离而不是融合，只要你细心挖掘最日常的生老病死，这在西方历史叙述里早就是最简单的模式——想想《蒙塔尤》，那些在粪堆上打滚、性交的少年、那些遭遇亲属死亡后的农人、那些因日常恐惧而使用巫术的简单心灵，都是从废纸堆里挖掘出来的简单故事——但命运本身是最好的设计师，造出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的日常生活。

就像是我们在回望中世纪宗教画的感觉，哪怕是在装修严密永久恒温的博物馆里，那些奇异的躯体还是会扭曲出异常的欲望——让我们想，原来我们是这么走来的?

电影一开始的场面也确实让人有震动感，监狱式的厂房，数千张嘴里涌现出来的合唱，可是迅速沦为下岗女工、保卫科长的世界：几千里搬家，军工厂特权，青春期困惑，女工的爱情，下一代问题，类似社会学厂史研究，索然无味的材料,在那些精心策划的讲述方式中，更显得平庸——开始的好，变成了无聊的人生小感叹。

也有个别的好，是贾的专业功力造成的，开始时说不出话的师傅的喘气声，一两张看上去让人流泪的面孔，紧张工人的古怪的小动作，包裹在华丽的摄影和歌声里——都有不完整的指向，尤其是那些宽阔厂房里的小人，印象最深的几幅像是伦勃郎的画，光线极曼妙，平凡的仿苏联式的楼梯上，慢慢上来川剧老生似的人面，金沙般的微光迷离，他站住，仿佛想说什么；还有就是远镜中拆厂房的工人渐渐拉近，普通的两个孩子，生机勃勃地带些野蛮性的面孔，不知道该如何笑，却又忍不住对着庞大精致的电影机器茫茫然笑着。

这些都有着让人害怕而想去探索的东西,可是，贾又毫无努力地迅速回到他最熟悉的命运故事中，而这几个故事是简单的让人厌烦的。

吕丽萍开场戏好，在厂区吊着盐水瓶走过的样子，寂寞萧索，平常人生的结尾，可是，那个失子的故事多像假货，而所谓的表演还不如古中国的扭曲夸张的失子惊疯，加上她蓄意装出的东北口音，不由人不生厌恶之心；陈冲明显的会演，也美丽地像朵保鲜干花，尽管蒙上灰尘，在最灰暗的生活里也看得出她作为娇媚的女人的扭曲挣扎的生命，在所有的或真或假的故事中，她不婚的故事也确实最有动人力量。

她古怪的口音只在证明演技，而照片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成为最好故事的枝节，可是贾太故意放弃了全知全能角度，以一个伪装的采访者的面目出现，使人性的幽暗处毫无显现。而华丽悲剧突然缩了水，成为一个干瘪的街巷闲谈。

谈及小花，似乎是有意识的游戏在真假空间中，可是，镜中风景，却容不得这种静观。

结尾的赵涛更不好，扮演一个出生于1982年的时髦成都女孩，与她身份不符的人物角度，充斥在里面的还是生命悲哀，挣扎无力等简单人生感叹，莫非觉得这些我们都没听过?

陈词通过谁的嘴说出来还都是陈词。

大概文学青年们还是会喜欢，觉得关注了小人物之类，这座用地产商的金钱们堆砌起来的伪纪念碑就算赢在主题，可还是输掉了所有的细致，花花世界杯中大，仅仅选取了大家最冒充朴素的花哨面——不是不让人惋惜的。

我们的小团圆颇为古怪——不过这个词语估计以后唤起的都是古怪的情绪，我用用也罢。这是我们今年共度的第二个整星期。

他每天六七点起床，去图书馆认真看胶片，晚上五点等管理员往外赶人了再出来，从东城去西城，长途跋涉两个小时，一点不嫌累，中间会停下来在阜城门外吃两三个包子，牛肉茴香，胡罗卜鸡蛋，加一碗小米粥，都是他在南方不容易见到之物，寒酸的门脸，可是对于他有种意外的诱惑力，因为是在北方。有北地风情。

进去，也是那种寒酸的凳子，可是他很欣喜，并不怕把自己的PAUL SMITH弄脏，他穿咖啡色，据说是他今年的幸运颜色，围一条同色系的围巾，是我从东南亚带回来的，得意洋洋的坐下，觉得自己给小店带来了光鲜之色，要是在上海，这种小馆子肯定是他拒绝的对象。那些北方的粗枝大叶的食物给了他满足感，再买上几个电红色小点的硬面饽饽，坚硬，清甜，像是古画里的食品，有其独特的吸引力，正好是他中午的食物——对于他，吃不仅仅是吃，是某种外地生活。

他去的路上，我肯定还在睡觉，谁会在六点起床呢?所以在朦胧中有轻微的接触，有混乱的告别，几乎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是如此不解决问题。

中午几乎不联系，我刚醒，他在胶片机器前做忠心耿耿状，电话是骚扰——当然我还是愿意被骚扰的。

晚上等他回来，有某种家庭妇女的感触，可是又无家务可做——尽管愿意做饭，他也未必肯吃，所以基本上是白等，挑选了衣服出来，搭配，华丽或者朴素，像是一切悠闲又空虚的中产阶层，电话就是商量去北京城的东西南北各处去觅饭——总是在不统一中终于统一，看路线，也看心情，最后的决定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一顿饭由开始的精心策划，最后的潦草收场，不过是瞬间，像人生。去了几乎所有的想去的大店，也就是那些肥甘，无甚趣味，像红楼梦里说的，天天吃厌了“肥鸡大鸭子”，又要找新鲜的蒿子杆。

到是周末那天去荒凉的前门的小铺，印象深刻。去八大胡同巡游，研究了下韩家潭附近梅大相公的出道处，两个人说笑着会不会去打茶围之类，看见家素三鲜烧卖，就进去了——不是饭点，不过也是走累了，豆腐干和韭菜，清洁的很，像《山家清供》里面的食品，上面是薄纸的皮，喧腾着，相比之下，南方的糯米烧卖真是粗货，是婢学夫人之物。

屋子还是土煤气，暖和的很，有几个老头应该是从中午喝起的，地道的北京市民，醉醺醺的，平静地胖着，大城市的贫民也有他们的独特气象，在他们熟悉空间里边自如着，一个穿大红大紫睡衣的老太太进门揪老头回家，结果自己坐下聊起了天——老板娘问她吃不吃素饺子，她说不。说自己的病说了半天，都是熟悉的街坊生意，我们俩是典型的外人。

于是老板娘不急不燥地在那里数钱，对于我们吃了半天最终也没吃完表示轻微不满，不过显然看出来我们也就是过路豪客，那种不满中有巴结，更高兴地是我们喝了她们家的饺子汤。我觉得自己的作派很羞耻，但是因为是这样了，也就这样吧。

晚上是絮语时刻，屋子小，最舒服的状态还是床上说话。说的还是几年前的事情——因为没有新事情可追查，上次的说法和这次的异同，偶然的奇遇，命定的结果，都是散漫无依地混乱说着，听的人生气了，动手动脚，可是又被压制住了，手和脚的交错状态，无所事事的人也有无所事事的快乐。

虽然睡的不好，可是还是踏实的——他走了后我就做了怪梦，梦见一个花名册，上面的活人和死人一一捆绑成对，黑灰色，印刷在册子里，像是恋尸癖的狂欢网站，吓醒了，数小时方好。

新看莫泊桑入了迷，买了他的《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如死一般强》——充满了坏女人和浪荡男人的故事，某个离婚女朋友总和我痛诋我们时代的没责任感、婚姻的轻易销毁和男性的不负责任，其实在莫泊桑那个时代，这些所谓的没约束的婚姻就开始了，至少横行了一个世纪。

可见我们并没有多么不幸——恩格斯以为，婚姻不过是长期的合乎资产阶级法律的卖淫，被用在范柳原的嘴里，抨击那些渴望嫁他的女性，流苏也不过是她们中间的一个。

这话也对，相比起资产阶级，无产者因为没有财产可以计较，所以性关系更随便，尤其是我们这个流民的时代——那些斤斤计较的农民们和正在大城市崛起的小布尔乔亚，大概是特别鄙视这种性关系的，南方的一本正经的都市报经常报道打工女的婚姻问题，也有很多假模假式的专家喜欢就此发表高论。

从前学校有个心理学女博士，现在也算经常上电视的专家，上次偶然看见她，浮肿的意气风发的脸，在电视上充满激情的呼吁大家来关心打工者的性生活，呼吁不要乱交，也呼吁给夫妻提供婚房，大概觉得自己这样就算有人文情怀，其实人家有自己的解决方式，更何况，解决了夫妻的，那些非夫妻怎么办?

去年在东莞，印象最深的就是公共汽车上拿着被子和桶的那些少年，大概是从一家工厂搬家到另外一家工厂，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没长成的身体，黑而脏的脸，不让人有亲近感，可是那是切实的身体，也有欲望，也有渴望被抚摸的皮肤。

在南方的工厂区，经常看见那些非婚姻关系，似乎不在一起打工的夫妻才是常态，男女朋友紧密地走在路上，黑暗的，紧紧拥抱着，到像不那么美好的城市雕塑。

在工厂区搭建无数临时交配房?荒诞到了可笑——这女博士从前在宿舍和丈夫吵架都用英语，怕我们听见，现在想来应该有自己的宽大房间了——也因此有了更充足的人文素养。

去修鞋，北方的鞋铺因为寒冷，缩在一间肮脏的小屋子里，几个人闹哄哄的在那本来窄小的屋子里打牌，我进去，他们短暂的停了下来，大概觉得是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人。

一个肮脏的年轻男人说，今天我又挂上一个女的，福华肥牛的服务员，说要请我吃饭，旁边的中年人没有停止手中的动作，接着打，一边笑他，说他天天能挂上。那男人是种贫贱的英俊——可以让人想象那些被挂上的女孩子们，北方的憨厚，红脸，大脸蛋子——睡了也就睡了，运气没有好到能结婚——不过毕竟不是老的急忙把自己嫁掉的年纪。

电视里也整天演这样的故事，法制道德类节目，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多愿意上电视的人，上次看见一个英俊的穷孩子，在网上挂了三四个女孩子，约会了一段就甩掉，似乎也不是为了钱，仅仅就是喜欢这样，简单的性，爱的气氛。电视上揭发他，暴露他给女孩子们的信件，都是琼瑶语言。

喜欢他的女孩子都是乡村气象——电视台把她们纠集在一起，去找他算帐，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差不多同样难看的女孩子见到他反而不扑上去，只是在边上大哭起来，而他也左右逢源的安慰着，到底是没有利益关系的性——相比起都市中年人的猥琐婚姻，这些孩子的性关系要健康许多。

还记得天津某作家写贫民窟的婚姻，让我大开眼界，不仅仅充斥着凶猛的普通男女的性关系，还有冲破所有禁忌的性，包括乱伦——细节生动，大意是某个煤矿工人的寡妇和儿子如何如何，还不许他结婚，因为他结婚就要离开家庭，不能继续满足自己。

他大概不是编造故事，看上去像是找了无数病院的病例在分析，小说是多年前看的了，不知道怎么当年没以精神污染为名给整顿了——突然想起来曹禺同志描绘的下等妓院也是天津风情，可是几个“日出”的版本中，只描绘了这里苦，说来说去就是人间地狱，其实想来，地狱里面的苦肯定是参差多态的。不仅仅是卖不出去挨打一项。

掀开世界这层皮，我们的把戏还真是花样无穷。

 

1

正是旱季的最后几天，小城处处繁华秀艳到了极致，像是精心的湘绣贡品，满坑满谷的浓色调，连边角都是重重叠叠的金缕线织就的缨络，可是总有褶皱的地方忘记了打点——我们住的那个小旅馆就是这么个背人处。

到得晚，上岸挨个地打听旅馆，要不是看不中——新崭崭的，只有几个北欧胖姑娘在白亮亮的院落里玩PSP；要不就是住满了，胖大的美国老妇，比我早一步占了那个有花园小院的旅馆的最后一个房间，在懊热的不通风的前台，大声地对我道歉，我黯然地离开——像是一个顶平庸的侦探片的开端。

最后去了这里，离开中央市场至少两公里，走在最近的酒吧也要十分钟，房间炫耀的不是木头的长廊和紫外线般耀眼的三角梅，到是空调和小电视，价格十分不高，也累，细密的汗，别人看不见——正是这个国家最后的凉快季节，但是自己知道身体的炎热。

就不再跋涉着挑选旅馆，进去了，看门的孩子打开那扭七扭八的房间，镜柜是唯一的东南亚风，低矮的沉重的褐色的小木柜组合，半蹲坐在镜子前，人都显得重大起来。

那孩子是个典型的老挝人，重嘴唇，憨厚地笑着——玩着他黑白的旧手机，我走来走去地找被子，但是一时忘记了英语，比划，带着毯子的简陋发音，最后他从柜里给我拿出来白色的物件，肯定语气，说，就是这个。

看看，里面还有一叠，笨重结实的木柜，实用品。

心情本来就不好，才出来，可出来也没有好——我不能像偶像那样，借旅游来治疗日常生活的忧伤，几天的船下来，心里始终盘旋着老问题，也不过是贪在作怪，看见别人的青春、爱情，堆积成平庸的幸福晃荡在那里，满船的年轻的身体的，渐渐走进的日常婚姻——一切与自己无关——说给谁谁都会笑，哪里有这么贪婪的人?可是却又是切肤的。

那白色被子是厚桌布的形制，方方正正，周围是大的荷叶边，宽而广，盖的该是桌子而不是人。刚拿的时候不觉得奇异，可是放在身体之上，才发现它的古怪，这么薄，哪里是被?

显然还是北方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在作用。一向对自己的中原系统怀疑着，关键时候，还是看不惯异样之物——可是，又有什么值得坚持呢?

坐在那里，喝着水，世界慢慢地小下去，只有被子和水包围着，生活简单到了极端，半夜醒了，一遍遍对自己说，够了，原来要的就这么点——如果你说这是个读者似的故事，我也承认。

2

第二个故事更复杂，一个88岁的老头，在周围的人纷纷老去的时候，成为他过去的时代的见证人，成为一门已经逝去的学问的大师，也成了艰难岁月的斗争者——一半是虚荣心在作怪，一半是记性不好了，越发坦然的胡吹起来，包括自己的年纪也往大了说，可是周围的乱哄哄的人都捧他——没有传奇的平庸世界，有点不一样就是好的。

电视台抓不到人，有个长髯翁出来撑画面，贯上国学大师之名，没什么不好。于是，在通俗语境里，更成了传奇。

所以他的地位日益隆重——想来刚开始也是惊异地，觉得自己平凡资质，怎么老了反而成为大师？活得老真是有功劳？也耐不住寂寞，也做出一副泰斗的样子，当年朱皇帝拿到皇位尚且说，“本只想打家劫舍”，一副没成想的架势，何况老混混。

突然跳出来一个以与老同志交往为乐的中年学术混混，对老头子越来越隆重的地位看不上眼，加上有几个不屑于与老混混争斗的老同志在旁边提供材料，于是中年人开始揭发，“年纪是假的”、“学问是假的”、甚至于罪名都是假的——只有谎言是真的。

所谓的“国学大师”之流名声，本来就不怎么可靠，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靠，即使披挂起来，也无外是死虎皮，这个关节里，倒是中年人有点仗势欺人，把老头逼迫到角落，老头写了个短文答复，本质还是圆滑，文章也算干净—— 短文里有种利落的凄凉感，摆明了这个时代的人不能理解的旧时代的气质，索性也就不再纠缠。

倒是打着维持正义旗号出来的中年人实在让人觉得混乱——猥亵少女是个狂热的清教徒的世界强加的罪名，何必拿到现在说事？

不觉得他的谎言有多大错误——漏洞百出的世界，撒无伤大雅的谎言，未见就多么荒诞——同情文怀沙理由很简单：有假仁义道德之名的诳和骗，那么，为了虚荣和糊涂，骗骗也无妨。

3

Chet Baker也酷爱撒谎——从前只听过他的声音，轻慢到了极端，是下雨天街道上掠过的公共汽车的下面的金色水光，轻薄，缠绕，可是又肆无忌惮，在身体缠成线，拂不去。

看了记录片才知道，原来是个谎言大王，万人迷做惯的人，很难那么诚实，何况是那么一个天生的万人迷。电影采访年轻时迷恋他的男人女人，谈起来都是陷落的眼神，说起当年初出道的时候的景象，简直像天使下放到了酒吧里，形容词是用“希腊天神”——是毛姆小说里形容他杰出的男主人公的定语。

天使永远要回去——不耐俗世，他吸大量的大麻，被抓，被驱逐，乱搞，采访他的时候，皱纹已经吞噬了他的嘴巴，可是采访者还是被他三下五除二的抓过去，问问题的同时，被迫贡献嘴唇承担吻。

一生和谎话纠缠，以至于许多事实都成了谜语，例如四颗门牙如何在盛名时分被打掉，他至少换了七八种说法，黑白的画面里，人也显得没那么老了，飘摇的长发，眼睛也还亮，声音依然迷惑众生，把那黑白画面变成了玫瑰红，短暂的让我们出现视觉误差。

我是如此的爱慕着他，把他晚年在酒吧的几场演出全买了，黑白DVD里还是那么骄傲的神态，据说年轻就不练习，拿起号来却能吹出最好的节奏，也奇怪别人怎么还要练习——这么一个人不撒谎，怎么有天理？

凭什么让他讲他天天吃什么睡了谁如何辛苦地玩音乐?那些事迹，还是留给我们凡人去报告吧。

 

一

长途车上的这两个女人看上去有种跑江湖的利落，就记得其中一个的装束是古怪的1990年代华丽摹仿状态，长大衣，长靴，棕色的一个长条，像是叶浅予的线描人物，很早就站在进站口张罗事情，对汽车晚到的几分钟不屑又愤怒地评点。和坐我前面一个头发稀疏而又油油的肮脏的上海老男人一样焦虑——老男人是心疼钱，说是花了这么多坐汽车，就是为了快，结果这么慢。“不划算，不划算。”在他脑海里，时间和金钱密不可分—20年前的流行语言看来深入人心。上了车，棕色女人就开始电话大战，全是生意经，居然是山西昔阳话，我是这几天看电视上的郭凤莲多了，听了出来，快而厉害的刀样刮着，一个接一个，她旁边的女孩子也一口一样的刀片，是两个在南方多年的山西女人，追款、定货、调情之外，也骂工人和孩子，足足半小时一直不肯歇息，我实在忍无可忍叫了句“小点声”行不行。谁啊？是谁？她们警惕起来，是在说我们吗？我们怎么啦？打电话也不行吗？两个人在座位上欠起身子，有种羞腼而愤怒的张力。大概还是习惯把长途车的时间用来办公的女人——时代的陷落，所谓的男女平等，使女性多出了这种奇怪的豪迈。

二

那咖啡馆座位奇特，虽说是两个区域，可是之间薄的用矮木板隔离，旁边座位上的胖女人过于气势凶猛地电话着，原来是替儿子找名校，也没什么人托人的关系，就是114电话过去，然后找到某校校办就开始滔滔不绝，“我儿子也是重点中学里面读书的。” 满头黄色的大卷，淡灰的西装短裙，包不住她胖大的屁股，不时跑到咖啡馆门口去张罗，看她的情人来了没有，跑起来到很灵活，是个经常在社会里挣扎的女人——想起了一部墨西哥的电影，里面两个巨大肥胖的男女做爱的曲线动作，只有在这个城市，中年男女的咖啡馆约会才这么见怪不怪。来了个鄙旧的半老头子，她换了座位，两个人躺在靠墙的稀脏的软沙发上，有种温暖熟腻的家居场面感，她放弃了儿子的学校，电话里开始谈她的旅行社业务，老头无所事事，手在她庞大的肩膀上不断滑落。

三

女人穿马靴和天蓝骑马装，袖口有金色纽扣，黄色的头发烫得很好，中年削尖的面孔，两条法令纹，像个常见世面的，不时地看管着她的女伴，说着我们听不见的训条，女伴长得甜美普通，唯一奇怪的是在头上有顶白色的绒帽子，室内也不肯脱，点了一桌菜。来了一个穿着旧呢衣服，异常家常的老头付那昂贵的账单，有种让人猜测的性的微弱的空气，在老人和那个年轻女子间浮动。中年女人适时地离开了。

今年有大闸蟹的命，先是有人从江苏快递来一箱，所谓的机场快递系统，态度明显比一般的快递公司要傲慢，短短的几分钟打了四个电话，勒令交代清楚我的地址——我给的已经是最明显的地址，街道号码，周围标志性建筑，包括路线图，而且在外面公干，最后怒喝，你爱送不送吧。

当然还是送了，真是一箱，最下面是两瓶冰冻实了的康师傅矿泉水，作为麻醉它们的利器，不知道为什么那水不够干净，冰有些蒙蒙的灰，使我觉得螃蟹也不那么干净。

我对大闸蟹感情淡漠，在上海住的时候，也从不专程去巴城吃蟹，到是去过昆山听昆曲，吃奥灶面——一般人是吃完蟹再去吃面的，我却是直奔那面而去。

那家吃面的馆子有种县城的富丽堂皇，上下几层，仍然被人流堆积的满坑满谷，面好像有几种浇头，据说爆鱼和闷蹄最正宗，那鱼炸制的上海不一样，特别大的一块肚腹部的肉，红光灿烂，到像块石头，有种乡村的祭祀品的感觉，也可见昆山虽然高度城市化，但是吃还是朴实无华的乡村风格——我是最贪婪的性格，强硬地要求几种浇头都加上，实在是吃不下，在周围坐着的人的异样目光中，只好剩下大半，他也嘲笑，表示早就规劝过我了。

有次在那里见到一个认识的酒店公关，大家都在找座位，冷漠的寒喧了一下，她说她是刚吃蟹回来，说到吃，表情倒是有种充实的满足感，她是个高龄未婚女，平时的脸上刷了石灰似的粉妆玉琢，心情大概是焦灼的，可是，吃是那么一种最原始的安慰，和夜半时在床边摸到的另一具身体一样，冷热到也不必计较。

回到正题，这阳澄湖螃蟹我是吃不出好，总觉得和一般的一样，不过都笑我没见识，说，“哪怕在里面泡泡也好吃多了。”前些年流行给螃蟹洗澡，把太湖的螃蟹弄弄干净，临上市前拿到这里去泡半个月，据说也好吃很多——我觉得自欺欺人，可是，总有人气势汹汹地跳出来指出我的谬误。

上次饭局，旁边是个不认识的大学女教师，人是比我小，可是焦黄的小脸，不好看，穿件脏红的毛衣，显得老气横秋，大约是表示自己见识广，路子多，席间都在说今年去上海吃蟹的盛事，我也发表谬论，她突然严肃地教育我，“你不懂，阳澄户地势不同，螃蟹是慢慢往上爬的，所以好吃——即使只是爬半个月的洗澡蟹。”明显是证明自己也是吃过正宗的，有来历的，身价不菲的阳澄湖蟹。又说种种社会现象，时不时提到自己认识的某个大人物。实在是讨厌，可是，要是在公开场合吃蟹，每顿都有类似这种人的存在。

其实秋冬在江浙的高速公路旁经常看见各种蟹在卖，有的冒充，有的不冒充。一般是夫妇两人卖——必须冻冻这些张牙舞爪的家伙再捆，不是一个人的活。

有次去同里，回来路上买了十多只，那卖蟹女人不小心，被只蟹夹了，被寒风吹得通红的脸，粗制滥造的棉袄，应该是个干活的女人，可是那种疼，来得迅速，眼睛顿时红了，她老公顾不得管她，忙着跟我们算帐——倒是我在心里害怕起螃蟹来。一直到现在也不敢主动拿。

自己吃，始终吃不了那么多，一个人两只为限，两个人最多是四只，即使放冰箱，也不能保证活多久，所以今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到大闸蟹，还是有点发愁，送人嫌麻烦——叫个出租去送两只螃蟹，我又不是个爱送礼的，所以最好往往是叫人来吃，可是叫人来，又要配别的菜，更是麻烦。

有人劝我可以拆蟹粉，我要真会拆，那岂不是成了天人。

前两天又收到十只。估计是今年丰收，南方人民吃不完之余，发明了送北方的飞机渠道，专门的机场配送活物专线，显得隆重——据说运费不比螃蟹便宜，所以大家一般一送十来只，否则不划算。可是，我这种没拖家带口的人就麻烦，放冰箱第二天再吃，我觉得腿肉有石灰的粉末感，膏也腥，分明是已经半死了。当然也是我嘴刁。

可是确实已经被捧上了天，只能吃下去。

上海人大约是一年四季吃得仔细，整天要算小菜钱，所以吃大闸蟹都当盛事，我以前有个同事，每个月不用交家里饭钱，可是到了秋天，吃螃蟹的日子就要交给家里钱，或者自己买回家去，算是孝顺。上海俗话里还有骂人没见识的话，“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钱和小市民的品味，包括对见识的羡慕，如此深刻地纠缠在一起。

借助上海和江南的文化、经济辐射力，大闸蟹现在是已被发扬光大到一定地步，多少西部省会的豪华酒店里放着两只半死不活的小螃蟹当大闸蟹卖，出售的是某种势利。

中国的广阔的小地方有无数的美食，要是小地方一直那么小下去，肯定也就不能出名。寂寞地活下去，所谓的“空谷幽兰”——上次在云南乡村看见了“酱蚱蜢”的招牌，当时视为奇观，不敢于吃，当地人大概也觉得外人没兴趣，并不像木瓜玫瑰甜水一样广为招徕，是个暗暗白发的老太太卖的，相机一对准她，就把笑脸收起来，非常严肃，可是相机拿开，又笑着看我，显然是她觉得照相是件重大的事情，需要端正表情，不是我们在冒犯。

其实想想，要是西南边疆的这小城像上海一样强大，有完全的文化辐射系统，焉知蚱蜢养殖不会成为产业。

螃蟹的狰狞，不会比蚱蜢好，可是这种边疆地区，大概永远不会出个李渔，像赞美大闸蟹一样来赞美那种古怪的小生物，生物如此，人也如此，模模糊糊的生老病死，其实也好。

1

街道转角的小饭店却有相貌堂堂的大院落，放着特殊的绳子缠成的五彩缤纷的板凳，还有树招摇的不开花的石榴树——小城里的大餐馆，去年来的时候是这样，今年还是这样，仿佛多少年也不会变化。

也就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刚进去，外面就下了小雨，街道中间那些破败的彩色旗帜，还有砖瓦本色形成的特殊的阴暗古城楼都润了。

是家小馆子，却是有松茸，和一些别的蘑菇，边地常见的清真小餐馆格局，可是菜大相径庭，有无数绿茵般的蔬菜摆在那里。一般这里的清真餐馆都叫“食堂”，也有食堂似的简单外表，挂上串黑色的沉默的牛干巴当招牌就够了。蔬菜肯定不像白族人的餐馆多。

我们默默吃了一盘松茸，乌黑的汤汁，和别处那么手面干净的炒松茸不一样，吃感动了，完了才觉得好，于是又贪婪的点了一盘，还是黑的，小的，上面只有些简单的红辣椒，吃着，像是雨后森林里走动的感觉，却全无脚底的潮湿之虑，相比之下，小时候吃过的中原地带常有的松菌就是丫环。还是粗使的。

老板娘穿着古怪，是个在室内也戴着草帽的中年妇女，大红的绣花背心，画两道细眉，大概是觉得我们不顾价格吃了贵重的菜，出来表示感谢。我傻笑着不知道说什么，就20元一盘，在大城市，连松毛都沾染不到——上次在山里吃饭也是这样，老板娘激动的说，谢谢啊，你们居然点了这么多菜，不期然的有种羞涩，是我们占了便宜。

进来一个穿蓝布衣服的老头，小城里少有的一个人吃饭，褴褛着，是要吃牛X，老板娘随即悠扬的报出价格，说是10块，又说了句，“怕您老不知道这个价钱。”那老头胡子很久没刮，就是在小城，也显得落寞，一方面觉得老板娘说得有点多余，可是我也觉得那老头不像是出那么多钱吃顿中饭的人，也难怪她多嘴。

好奇着问他，牛什么？他笑了，嘴里一口坏牙齿，还是没说清楚，过了会看见才明白，是从厨房里那锅稠烂香鲜的炖牛肉里舀出来的一碗，老头笑得有点尴尬，大概是自己觉得年纪大的人还贪吃，不好意思——这是第二次动心来这个西南边地的小城养老了，他倒是真心享受生命的微小时刻的。

2

飞机颠簸的时候，看《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那种颠簸的舒服与否全视乎人的状态，感觉最好的时候，俯冲使人有性高潮的类似感——不过这次是德布林使我冲动，他写的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是海明威。

无穷尽的悲哀和救赎，在泥潭里的漫长日子，小自满和得意——我们都是靠虚荣心和蛋白质在活着，1920年的肮脏复杂的大城市的底层小市民。

好的东西，真是没有时间规制的——看过太多自满自得的蠢玩意，只有这刹那面对这本2008年廉价版，草黄封面的译著，才使自己看清楚自己活得可怜和可鄙的状态。感谢翻译罗炜。

3

深圳，沿街的喧闹的酒店，我们在清晨和中午睡觉。厚窗帘挡住了光线也挡不住南方的市声，杂乱无章的，活着和欲望的嘈杂。

在清晨的微光里做完该做的事情，再淋漓酣畅地睡过去。睡一觉的感觉和满足地吃了一顿的感觉类似——用舌头可以品尝到那快感似的。

 

有都市报娱乐记者批评《梅兰芳》，说是里面唱了黄戏——指的是孟、梅合作的《游龙戏凤》，是因为记者小姐的耳朵听见了不雅的动词因此产生了联想，因此该记者批评道，电影引用戏曲不当。

别小看中国各个都市报的娱记，他们的势力不小，制造了不少观影新系统体验，“笑场”、“台词很雷”，结果现在很多网络白痴每看一部电影就是惦记大家笑了几次，要不就是把自己无法听懂的台词默默记录下来，赶回家在网上一部接一部的紧张评论——如果这叫评论的话，“不毁自家无见识，却将丑语诋他人”。

理他们都多余，可是偏偏成为某种习惯性话语。

按照某种惯性思维看电影，俨然自己是剧评家的娱乐记者们既然认为梅龙镇是黄戏，个么上海的女老王佩瑜同志请谨慎了，小心您再唱的时候，被“笑场”。

如果说《梅龙镇》是黄戏，那么，中国至少有一半在演的京剧可以停止上演了，“苏三”里面的黄词也不少，“贵妃醉酒”更黄——还能挑逗出受西方腐朽思想影响的人们对中国阉人的性幻想，至于相对古老的昆曲，全部要禁止，牡丹亭里面有大段淫秽台词，西厢记对性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娱乐记者小姐，请您多看几部戏，再封山育林好吗？

当年的黄戏不是梅龙镇这种演法，像梁实秋回忆，演贵妃出浴的尚小云穿肉色内衣出台，表示自己没穿衣服（胸部怎么表达他没介绍）；演大劈棺的演员进了帐子，摇晃床不说，还把鸡蛋青当精液抛洒出来，那才叫黄——不过应该也是好看的。

不过我并不是说《梅兰芳》引用的戏好，像我这种戏曲盲都觉得里面的戏曲有古怪，据说还是梅葆玖和王佩瑜、张克配唱，也算是中国京剧能拿出来的顶尖人了。

迷住东北流氓的应该是《牡丹亭》，某娱乐小报小姐，这戏曲更黄，难怪演员会猥琐的吞咽唾沫，梅是京剧演员中受过严格昆腔训练的，这段没错。

可是别的选择还是很奇怪，《一缕麻》这种既没有声腔、也没有唱段传世的现代京剧作品，为什么给予了那么大的篇幅？莫非因为这也是齐如山的作品故此保留？肯定不会——他们连齐如山的名字都不敢于用。

唯一的解释是导演为了歌颂梅兰芳的新战胜了十三燕的旧，可是，这几部新戏根本没有留存下来，梅自己也放弃演出了，反到是十三爷爷同场竞赛演出的《定军山》一直还在演。

我不相信《一缕麻》好看，唯一的号召力就是梅穿当时的时髦装束高领旗袍，好比现在大家去看小猪穿时髦内裤开演唱会。

《黛玉葬花》当时轰动一时，不过现在也没有演出——应该也只是当时革新了演出服装，展现了大眼睛和瘦脸蛋。不过梅郎之色在电影中始终不是描绘的重点——电影对贪图他色相的人民群众一律进行痛击，基本上表扬他用艺术征服了广大群众，可是现时代的新群众们看了“一缕麻”的古怪发音只会窃笑，看“梅龙镇”只会狂笑。

剩下的几出，因为是有时间和地点的历史记载，大约不好更改：《汾河湾》事关大局，肯定是照搬无误；美国舞台上的《虹霓关》难为黎明了，也是动作黄戏，结尾还很暴力；“梅龙镇”挑逗和含蓄并存，只是章小姐基本上是最洒狗血的那类票友动作，有点别扭。

最奇怪的是东北流氓一往情深的去发飙的那场，舞台上有底下层演员在唱“贵妃醉酒”，东北流氓上台发作，这是梅兰芳的戏啊。

完全胡说八道——醉酒至少唱了近百年，本来就是黄戏，表现寂寞的宫廷女人和太监们相处的无聊和寂寞，主攻打情骂俏，梅的贡献是把黄的地方删除了一些，有些介于青衣和花旦间的表演方式，也就是花衫——那个台上放电的下九流演员满好痛斥东北流氓——你没文化，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演法，这才不是你们的戏呢。

梅派戏复杂华丽多变，可是自从张派出来后，学梅的演员大多去学张（这是大课题，我不讨论），以至于现在的梅派非常衰落，胡文阁这种江湖漂泊者学梅都被当了大事，这似乎是常识。

时代会挑选他们的英雄人物，可是，梅肯定不是英雄，他是复杂多变的偶像派，导演妄想用革新的、干净的、现代的戏去帮衬他的高大英雄，把世界分成简单的新和旧、黑与白，真是不遗余力。

 

电影开始没多久，被梅郎之声色所迷恋住的东北混混孙红雷就和他结拜了兄弟，两人撮土为香之时，孙红雷郑重其事地向广大观众宣布，“我们的关系是干净的。”上方挂的画是伯夷叔齐，最近经常表示自己适合演知识分子的东北流氓有点结巴着说，这是两个兄弟，他们是不甘异国统治，一起逃亡的，各位研究北京地方史的专家们，能告诉我，哪座小庙里供奉着这兄弟俩？

显然应该是公共场所，两个人能去的地方有限，孙家壁垒森严，梅家也拒绝这种假知识分子，莫非他们是去的某会所?

会所意识贯穿了整个电影，陈妄图突出梅的精英特征，也就忘记展现当时梅的土壤，那乱纷纷、色迷迷、昏沉沉的民国20年，而他以往的“霸王”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当时场景和配角的营造。

孙的角色基本上是齐如山为蓝本，可是大约怕人家骂上门来，所以编剧和导演始终声明，是几个梅党的综合产物，可是，综合的这样荒腔走板，怕也是难得逃离一骂的?

不是不荒诞可笑的。特别是开始就宣称两人的关系，“柏拉图式的恋爱”？齐梅关系的复杂性本来就是难说的话题，放在强作解人的现代人这里，更显得尴尬。

梅所处的时代确实复杂，既有相公堂子的遗迹，又有遗老捧戏子的癖好，梅肯定在很多方面被人当作女性去意淫——冯六爷明显就对梅有宠爱之心；但是另一方面，男身女相的梅又是当时美男子的标准，梅的娶妾在报纸上都是巨大的花边新闻——没有人质疑他的身体的男性特征，民国女人们嫁人的标准中就有“梁士诒的钱，梅兰芳的貌”，新旧交替的时代，男伶的身体指向本来就很复杂，如果透过梅的身体思考，未必不能画出复杂诡异也有生命力量的民国风情画。

可是导演大概一方面是要和以往的“霸王别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大概也没有历史主义的向度，干脆假做干净，索幸开始就搞了个“清洁宣言”——倒真是不伦不类起来。

其实还是努力了的：一些小场景的处理也很见功力，比如梅的风流的表哥，台上台下都是女人样子，可是贪财贪色，最终败了嗓子，沦落到小茶园演出（后来电影中关于此人删节的差不多了，可怜的为艺术献身的潘粤明）；针对老谭所做的角色的十三燕，也是个有范儿的演出，甚至身边的流氓帮闲也都还合格。

可是，几个主角，是多么古怪的组合，用只知道耍泼的陈红演福芝芳肯定是一大浪费，陈的表演只在一个层面上，丝毫没有旧京女子的气度，倒像个从良的烟花女，一味的斗狠，福的复杂性演不出来且不说，甚至连基本的相濡以沫都演的勉强。

嗫于老婆的威风选了陈红也就算了，为什么用孙红雷?真觉得他像知识分子?齐如山虽然是我不喜欢的那种民国北京名士派，可是至少有见识、有气度，至少是个沉默而干净的人，可是肮脏叫跳的孙，莫非觉得找东北流氓演出才有抛洒文件、雇佣杀手的潜质？

小梅兰芳一直睁着桃花眼，半怯的南方口音，非常之不干净，最奇怪的，在所有的段落中，他都显得别有企图，一点没有所谓的“精灵”之态。导演挑选演员也失去了水准，“霸王”阶段的那种干净的孩子，不至于现在一个都找不到了吧？

他肯定还占有了庞大资源，你看，两个小配角，梅家的老妈子，齐的母亲，都是两个著名的老太太演出，都有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头衔。

也许他不要干净，只要名头，比如被删除的阿娇——电影到了这里非常尴尬，红盖头掀开，突然黑下来，为了删除某淫娃的脸。据说也连带删除了邱如白大爷在新婚之夜去送礼的戏，编剧在那里本来安置了邱的母亲当夜去世，邱还执意去贺喜的情节，本来是能更丰富梅邱关系的。

章子怡像高雅社交场上的白灵（2046），冬皇的比较勉强，不过有演戏如抽风的陈红陪衬在那里，也还勉强合格，而且她的角色非常讨好。基本上不付责任——其实孟的身份和气度都应该复杂一些，现实中她不仅嫁了梅，花钱也如流水，把她演成专门为爱情而出场的女性，比较无聊，他们做了这么多考据，莫非没研究出福并不排斥孟，因为两人身份悬殊并不大——两人都是妾的身份，福肯定没那么欺人。

记录不记录，艺术不艺术，双重的尴尬始终笼罩着整个电影，黎明和王学圻算是正确的选择，黎老多了，不复当年我见到他的时候，那极其细长的腰身，（是的，我也是见过不少明星的，上次见他，他像个孩子一样在一个老洋房底楼和旁人笑闹，有种明星特有的天真和腐化）

可是他的呆板制造出一种凝重，他和孟分手的哭戏、包括下半场唯一的主题，民族气节，都因为他的缓慢而有了特殊的意思，一场戏是他和孟分手后在那里喝汤，一边喝，一边无声地痛哭，有种世俗繁华中的极度孤单，表演很有张力，还有场戏是他和陈红洗脚，设计本来也很好，两人有种中年人的家常的温度的感觉，不再是大家眼中繁花似锦的梅郎，表现的好可以很好，可是陈红的尖厉的嗓子，又把我们拉回到日常情景中。

黎明的这两场戏有非常清冷的感觉，复杂而有人间的味道，像是张爱玲的小说中写的溅到海棠花瓣上的洗脚水——现实中的梅大概也没办法孤独，他始终是热闹地方的繁华人，世故、机敏而又有独特的感悟，不过那不是能演出来的。

据说最早的剧本是梅绍武的作品，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 梅绍武翻译极好，《普宁》就是他的译作，热闹过尽的冷淡和可笑。陈的作品最可惜的是没有拍解放后的梅——当然是环境所迫，可是，一味怪环境也不合理，他的镜头明显的复杂了，加上人选的不合适，整个电影弥漫着欲望的调门。

电影诸多场景非常模糊性——没办法在某个场景中细看，镜头移动太快，充分说明场景经不起细看。

也能体谅现在搭出个老北平的不易，可是，既然能够做纽约的1930年，为什么不做北平的同样年代？也因此，整个电影有着急就章的、室内化的郁闷的特点，让人非常之不舒服——努力做出的戏园子、名流剧院外加北平司法局，都具备简陋的布景特征，不是号称导演是以精细为名的吗？上次的无极的布景就极其烂，室内景带有清末堂子的风格，这次可以大做特做了，可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场景让人有印象。

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孟小冬的院落——可是，也就像个平庸的北京四合院。最适合用长镜头的一幕，大概是福和孟的背影，两个无奈的，那个时代的女人，她们的任务，是为了某个虚幻的男性偶像服务，可是即使在这里，镜头也很快挪开了，陈凯歌自己的躁乱、不洁净和尴尬心态，加上没有任何历史情意结的假北平，造成了一部可能好的电影的急救章式的潦草，还是让我遗憾的。

 

 

一

看《收获》上某上海女作家的小说，写越南之旅的《迷途》，一边看一边惨笑，上海女性根深蒂固的傲慢感怎么这么强大？

一个曾经的殖民地城市的能够发挥的东西都已经发挥殆近：恶俗的新天地，老花园里的冒牌遗老的舞会，吊死人膀子的酒席，就差以殖民主义为参照体系去考察别的城市——现在终于出现了，这篇《迷途》写两个中年女性兼杜拉斯迷去越南度假，一开始就让我心惊，写两个女性怎么意淫越南，靠着船栏杆写押韵的句子，写了无数的只能称为打油诗的句子——可偏偏还有作者在旁边不断批住，真是才女。

显然她心目中有一个图画在，我们都知道，上海早年是翻译电影的集散地，无数上海人大约都幻想过自己是游船上的绅士淑女。像尼罗河上的惨案那种。

可是，一般人大概止于做梦，她却偏要把梦境变成现实，可是这是何等拙劣的翻版现实。

作者显然是其中的一位上海女性的原型，结婚的无聊状态中，中年了，知道容貌的弱势，可是心不肯死亡，期待在这个昔日的法国殖民地的旅行中有一次或者几次艳遇。加上杜拉斯的小说在边上兴风作浪。

显然是没安好心的旅行，如果她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未必不能成为现实，至少可以花钱买，可是，以现在一个上海女作家的经济能力，大约在越南是不能逍遥的，最多也就是参加个豪华旅行团罢了。

女作家的一方面表达着对越南的幻想，一方面表达着自己来自国际大都市的背景，还要加上若干对现实的越南的失望，她的女伴则不断背诵杜拉斯的小说，身份是所谓的新加坡报纸的专栏作者（新加坡那种华文报的水平），这样两个衰货——在真实世界里大概只能在自我意淫中寻找快乐。

她使我想起在上海时常看见的那类混迹于文艺圈的女人，没有那么多钱买名牌，只能做波西米亚打扮，大披肩，拿淘来的或真或假的外贸包，在新民晚报一类衰落的报刊上的副刊上发些小文章，看见有权势的垃圾报的主编，都要逢迎上去，不顾眼角的皱纹，笑起来。

可是，另一方面，她有是根深蒂固的上海人，秋天是有固定的时间吃螃蟹的，春天是要去苏州杭州旅游的，大减价的时候是要去伊势丹血拼的，貌似生活雅致富足，终于，她有机会去了越南，表面上是为了文学式的幻想，骨子里是把自己当成了远方阔客。

其实，就是近处也不在是她们的了，上次在杭州这种感觉很深，那些西湖深处的新兴的精致小馆已经不再有上海人的影子，林泉、江南驿、黄楼里面多的是杭州的时髦青年，他们的钱包绝对比上海人鼓。“西湖会”这种骗子地方，更是浙商的天下，“就是我到的地方，还有多少是你们不能到的呢。”

西湖不再是上海人的后花园。

上次在杭州吃饭，一个披着大红披肩的戴眼镜的中年上海女人，大概以为自己很登样，挽着一看就是个上海会计的油光光的中年人，迈进了中产阶级的新开元大酒店，说着“价佃老实惠”，真是“X落X亡两不知”，还幻想着自己的鼎盛时代。

 

二

如果该女作家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小说未必不可以成为讽刺小说，可是，该女作家大约认定自己的经济、身份、文化的多重优势，不断以一个中年女人的骁勇笔法，描绘着她看见的一切，想勾搭她的男导游（她真心以为自己是来自海外的贵妇）；没有勾搭上的旅行团中的男人（结论是他们都是GAY）；虽然没有勾上，但是她们最终以文化修养赢来的友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那只是礼貌，而不是情意），整个也就一复杂版游记的水准，《收获》怎么堕落成这样，发表这种东西？

她身份上的辨识非常清晰，那就是——上海性，一方面使她觉得西贡似曾相识，很享受殖民地的调调，强调她自己总是拿着LP，（被她翻译成“寂寞行星”）在小旅馆和咖啡馆之间穿梭，也就是一背包客，估计连DK都没听说过，否则肯定会拿来冒充身份。

很不幸，她去的这些小旅馆我也去过，既不像她描绘的那么有异国情调，也不像她幻想的那么充满凶险，也就是一些最普通的开给游客的旅馆。

不远就是五星级的酒店，她大约住不起——可是，她并不清醒，贵妇梦不断骚扰而来，她始终幻想着身边簇拥着的陌生的、身份低微的越南男人的侵略性——有点EM福斯特“印度之行”里面的来自英国的女人的影子，（可是，她不想想，上海和西贡的距离，肯定没有当年伦敦和印度的距离大）唯一能给她这种幻想的，大概就是某顿在五星酒店的下午茶。

大概坚决地以为，上海当年的被殖民，和现在的所谓国际性，都是远远高于越南的（其实也就是一路货色）——很像是一个奴才和另一个奴才说，我们先前比你们阔，我们现在也比你们阔。

这种复杂的情绪，影响了她的表现，她既不能降低身份去和殖民地男人有奸情，和来自欧洲等“上等国家”的男人的交往也只限于临别的拥抱（当然，她愤怒地解释他们都是GAY，还出来一个妄想改变这些GAY取向的台湾少女，有点是她的理论的行动派的影子）于是主要活动变成了写打油诗、和另外一个没有能够出行的中年友人发短信息报告游踪、炫耀自己在越南的游历经历、以及在廉价市场上血拼，当然，这些都被罩上了杜拉斯的影子，表现她们的文化层阶——打油诗到是能暴露更真实的层阶。

这样的怪诞，可惜没有人指出来，因为她太相信自己的沾沾自喜的感觉了，所以，整篇小说，弥漫的是复杂的殖民地情绪，很像是我在西贡某五星酒店见到的另外一个上海女人，那个也怪异，可是似乎比这个可爱。

那是个五星级酒店的中餐厅领班，很像王家卫电影里漂泊到南洋的女人，显然是为了收入去的，可是一见到我们，就强调她在上海的生活多么好，现在总想着辞职回上海，“在那里多么好，天天躲在家里看碟，看书，然后就逛逛华亭路，打折扣的时候去香港。”

又郑重其事的恐吓我们，说是酒店对面的堤岸不能去，“当地人野蛮地狠，会抢劫的。”

年纪还能冒充年轻，可是眉眼分明有焦虑之气息，请我们吃饭的中年男人是个北方的有家有室的外派机构人员，本来还一本正经地招待着我们，可是看见她，两人都多了些熟腻的调门，一扭头，分明看见两人的眼神勾了一下。

昂然地说着自己在越南的清洁生活，“我不会在这里有什么的，这里男人都像鬼一样。”

傲慢地指挥着手下的越南人给我们上菜，又殷勤地亲自片烤鸭给我们吃，层层叠叠的盘子，上面点缀着兰花，她很玲珑地用上海话叫我的名字——说是她给我们配的菜很好，“我在香港的几家五星级酒店都呆过。”说在香港每天坐天星小轮上班，怕迟到被扣钱，穿波鞋，到酒店再换上高跟鞋。那边的生活，当然“比上海还好。”

结束香港酒店生活后，回上海呆了阵，天天在家看“士兵突击”，结果呆寂寞了，又出来工作，不想这次被“骗来越南”，“天天想回家，在这里怕都怕死了。”她高大的身材，至少比越南多数男人高一个头，说怕的时候有点娇嗔——是袭人用了晴雯的口气。

穿一身黑制服，像南洋的酷爱赌博的苏丽珍。

家在普陀某地，我迅速地用自己的上海地理判断了下，是个城乡结合部。

异乡的孤独可想而知，酒店的玻璃窗外，永远是洪水般的摩托车流，纷乱的炎热的街头，那里不属于她，可是酒店来来往往的当地豪客和祖国的达官贵人们，似乎也没有可能性，她在空调冷到发抖的大堂里萎缩，像是一朵发黄的白玉兰，还在枝头强努着。

我们几个吃完饭往外面走，华丽的走廊，两边的越南服务生鞠躬如也，感觉很电影，听见她和那北方男人用小声约晚上的时间，在国内，她大约是瞧不起这么一个家常的男人的，可是在这里，寂寞到了顶。

相比起她，“到此一游”来越南妄想有艳遇的女作家更可怜，至少没她活得真实。

某某提出的中国阵容的“八美图” 卡司看着很过瘾，我不怕冒出模仿癖的嘴脸，再来排个香港阵容，尽管香港女演员越来越成为一个稀少的种类，连张曼玉都到北京来了。

 

贪财偏心的祖母： 李司棋，想想她在某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是多么让人讨厌和可怜，而在“溏心风暴”中又多么有家长作风。
虚伪的母亲：林青霞，和法国版一样，她应该成为美人典范，也应该有傲慢的风度。林美人一贯和女人接吻，余安安、王祖贤，都和她互相勾搭过。甚至还有天龙八部中的巩俐。
盲目恋爱的大女儿：梁洛施，想想大小姐目前的红。
装古板实则内心风骚的老姑婆姨妈： 张曼玉，舍她其谁呢?伊莎蓓尔于佩尔基本已经出神入化了，大概唯一能够批敌的亚洲女演员就是她吧。
喜欢同性的黑女仆： 玛丽亚，够肥，声线也好，不过她眼神太悍，不够狡猾。
作为情人的白女仆： 李嘉欣，想想李小姐不动声色搞得那么多桃色新闻。
突然来访的姑妈： 好不容易想起来，应该是叶玉卿，好在她没那么老，胸又大，跳艳舞又合适，香港像她那么大的风骚中年女明星应该很多，温碧霞，钟楚红，可是，反正谁都没有沧桑感，她们太想找个人嫁掉了，像原版中的芬尼亚当那样的不多，泰然自若的从一个男人手上过度到另一个手上。

 天真布谜局的小女儿： 这个好难啊，香港女演员，这么大年纪基本红不起来，如果李心洁年轻几岁到也勉强，可是，那就阿娇算了，还多点给人想象的空间。

 

有这么多演出，哪里就轮到埃顿窘的《阿伊达》了，演出介绍没看过，只看到若干地铁里的招贴画，一黑一白的异族恋爱接吻画面呆板的近乎蠢，完全不可能想象，在百老汇也快修炼成精的音乐剧会是这样一副嘴脸。

特别像大陆时尚集团的众多杂志封面，最新一期先生还是女士的封面是笔挺站立的章小姐和黎先生，大概是为了更好的诠释电影里孟梅关系，两人的接触是硬的，彼此是石头，没有风格，没有情绪，没有理性——想想看，都是由搞棉毛裤启蒙的这批先生小姐们在掌权，当然也就容易释然了。

可是，我一定要看《梅兰芳》，一定要看《阿伊达》——我是一个如此不可救药的华丽控。前两天把四个小时的极其冗长的《李香兰》看完了，第一个镜头就如此华丽，上户彩站在舞台上唱“苏州夜曲”，背后是蓝色的状如孔雀屏风的大背景，尽管她的口音如此之重，完全不能和真的李香兰相比，尽管中村狮童的面孔削薄如纸，尽管里面的演员普遍口音古怪、忽日忽中，当然，还有最不能忍受的，完全在山口淑子的回忆录基础上改剧本，非常没有建设性。

可是，认真的日方工作人员还是制造出了无国籍气氛的种种城市空间，弥漫着整个电影的民族认同的矛盾，上户彩以她单薄的纯洁可爱，加之每到厌倦时就出现的华丽舞台，还有“夜来香”、日文版的“何日君再来”，唱得非常好的“渔光曲”——啊，我是到凌晨四点才睡觉的。

其实，李香兰带点西方式的面孔，带点中国风的身体，在电影中中国人的归顺身份，是研究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性别主义的最好材料——这样一部简单的人物成长电影肯定是糟蹋了，可是，我还是看得快乐无端，主要的舞台场景和电影拍摄场景都带着我喜欢的华丽态度，李的服装制作非常精致，唱夜来香，配得是月白绣蓝色玲铛状花朵的旗袍，蓝子里散漫着花香，是个真空中的乐曲，不与纷乱的战火有关的。

仿佛与时代也无关，主要还是太华丽传奇了，在日本人那里被当作是臣服的中国姑娘，又被揭发出来是日本人；在中国又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当中国人，去日本开演唱会是为中国争光，或者当日本人，老老实实得坦诚身份也就没有心理负担，可是还是模棱两可的过了下去，再复杂的殖民加民族主义研究个案也就如此了吧？

难怪山口淑子活得那么坦然，到1970年代还去采访阿拉法特、日本赤军，年轻的来自神奇上苍的美丽已经快丧失完了，只剩下崩得紧张有致的面孔，昂然地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各种指责，带着什么大阵势她没见过的神气。

最近的华丽控大发作，还看了苔巴尔蒂配唱的索菲亚罗兰演出的《阿伊达》，哈，一个涂成棕色的黑美人也就算了，格外有趣的是每到无法展现埃及人民的各种心情时，导演就配合以肉林阵仗，一会儿是裸体男青年跳出来表现战争的勇武，一会是男女搭配在圣殿角落里展现古代的神秘感，一会儿还要配合伤心欲绝的索菲亚罗兰做造型，如此多的人肉展览，要是落在埃顿窘的手中，怎么会不是华丽恐怖如范思哲的广告？一定要去看那个垃圾舞台剧。

男人的梦想一般是建功立业——男同志应该是例外，前些天，和某某同学讨论他的前半场男友升任副局长的时候，我们俩在MSN上刻薄半天。

过于在世俗世界里寻求成功的男同志，总有些分裂和无聊，因为，当性属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很难全部地融合进这个所谓的社会主流——至少不能把同僚请到家里来招待。

肯定没有一个温暖贤惠的太太看门煮饭当女招待员。

当然现代社会更宽容，可以抛开私生活而独自在外厮杀，可是，男同志去搞政治、去实现世俗理想，还是有些奇怪之处，像是一只追着尾巴玩的小狗，愚蠢的模仿着猫的游戏。还不如意淫下奥运会上的男体，买两件减价的名牌更合乎本性。

不过男同志总归是异类，多数男人还是《百年孤独》中的那类男性的缩写，在外面杀戮、挣扎、秀逗、做生意、嫖。衰老的最后阶段，回到女人苦苦支撑的家来，在树下等死，不分国籍和年代，基本没什么区别。小说中，不止一个男人最后落得回家的境地，死亡是日常生活，不再在外做公众展览。

过于留恋家庭温暖的男人，要不是被耻笑的对象，“小农意识”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直是批判标本；要不是陪衬英雄的群氓，还记得，某上海三流作家，俞天白？前些年写一群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其实也就是寻生意做去了）其中有个做生意的改革先锋最瞧不起的就是每周在弄堂口杀鲫鱼熬汤的男性小店员。

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表面上写鬼，实际上写战争中的人性，即使是战争年代，男人们也不忘记外面的功利目标，跃跃欲试，不仅把自己置身于愚蠢而暴力的战争中，还把女人拖进来，森雅之演的十郎总是幻想卖瓷器赚大钱，他的妹夫则幻想当武士。一心在军队的夹缝中实现自己的野蛮心思。

1953年的电影，有种特殊的黑白的惨淡景象，应该是刚放松管制的年代，所以拍起来很决裂，既不向当时的好莱坞靠拢，也不和以往的日本电影抛媚眼，四方田犬彦的《日本电影史》上说沟口健二很少用特写，即使是人物感情很丰富的阶段，也只是用长镜头，不过这里面有些特殊段落还是借助了特写，十郎去城市卖瓷器，“宝石蓝的光泽”的瓷器引起了已经死亡的宰相女儿的注意——她开始蓄意勾引十郎，很有几个特写，京町子布偶一样的造型，白森森的脸，随便抛个眼风大概都很渗，可是偏偏还要浓墨重彩，古画一样的宫殿中，她边舞边唱着哀怨之歌，特殊的、东方的幽冥之界，门外的雾慢慢散开了，可是那些横陈的枯枝还是纠缠着，像死亡的心结，她飞出来的眼风更加深了这种寒冷。

相比之下，徐克的《倩女幽魂》就像儿童漫画。

前些天看白睿文采访李安，说是中国电影唯一的长处大概是武侠，当时我不服气，想应该还有鬼片，可是看了沟口的鬼故事，才明白，我们大概学不会那种境界，日本民族天生中就有对死亡的迷恋精神，中国的鬼狐狂想曲虽然也年代漫长，不过佛教精神太深入人心，超度观念的流行，使一切幽暗的故事都不那么好看。尤其是景象上的描写很弱，最多也就是鬼火点点，墓碑林立。

十郎的妻子和丈夫一起出门卖瓷器，结果失散，被士兵扎死——电影里这段也晦涩，只演了士兵扎她的动作，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她也成了鬼，可是导演不想我们那么早就知道。其实开始她划船载着丈夫和瓷器出门的镜头就有了暗示，雾中的小船，作为船娘的她的脸面时隐时现，好像是阴间的河流，身边还有载着半死人的船只经过——真是到了阴阳界，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是恐怖的情境，可是，沟口还是有人间情怀，电影里这些段落，都像是悼亡的诗歌，看了之后，久久不能忘怀，想象中，唐人传奇中的“薤露歌”也是同样的意境。

十郎摆脱女鬼那段也好看，路过的游方僧在他身上画了符，虽然是黑白电影，也能看见森雅之那不俗的肉体上画满了闪烁着金光的符号，女鬼们纤纤做细步，可是始终能靠近——中日的民间传说表面近，可是引发的情感绝对不一样，这段里面的分别中有哀惋，分明是人鬼情未了，却不是中国式的仇恨和遗忘——不像我们的许仙一见白娘子的真身就立刻吓死。

最后一段，出人意料的好看，丈夫摆脱女鬼回家，妻子在炉边做饭，火光雄雄，一觉醒来，才发现妻子早已经死亡了，所见不过是不舍的鬼魂，他带回家的华丽衣服，因此成为一幅虚荣无用的图画，这段里的女鬼特别有人间情怀，既日常，又伤感，在乱离的背景下，更加让人有无枝可依的绝望情绪——这境界，是拍画皮的陈嘉上想死了也拍不出来的，压根没有那种思考能力，还亏得《画皮》敢去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竞赛，当美国人民既没吃过猪肉，也没看过猪跑。

 

 

两个脱衣舞女郎回到风景优美的故乡，临别时表演一场风骚舞蹈，这要是在中国导演的镜头下面，一定会成为搀杂了荒诞、痛苦、深刻反思和道德批判的悲剧电影，为了表示自己的深刻，批判矛头除了对准邪恶的城市外，说不定还有乡村政治、群盲悲剧等等，表示自己从简单的两分走向了多元思考，其实哪里有那么多无聊的愤怒——收获上有篇小说，说是一群小姐回乡帮妈妈桑的爸爸治丧，写得那个沉重。

木下惠介的《卡门回故乡》是带着爱来拍摄两个女郎的，她们傻、风骚地漫无目的、没有道德观念，可是摄影机在她们的身体上，寸寸表达着导演的爱意，幸亏她们个子高，风流是从头到脚慢慢流的——乡村也是那样，古板的小学校长（居然是笠智众演的）、贪色贪便宜的乡村地主、倔强的父亲、温和的乡村作曲家，都是导演眼中值得爱的东西，摄影机几乎缓慢地移动着，把她们回乡引起的波澜，一一简单而有趣地讲出来，没有大是大非的两分世界，温柔的近乎可悯。

今天和从日本回来的摄影大师吃饭，聊到他在那里呆了20年的感受，他说最大的感觉还是那里的等级界限，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国家，一切都是从上到下慢慢流淌的，有种承平日久的静宓感，想起来，也算美好吧——静静看流光舞动。1950年代肯定是那里的剧烈变动期，美国的占领，用国家权力的方式灌输种种观念，电影正拍摄于那个时代，是日本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无论是大城市返回故乡的脱衣舞娘，还是小学校长口中的“民主”，都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可还是不决裂，山是温柔的蓝色，两个小姐在上面不由分说地跳舞的时候，伴奏的是传统的鼓点，充分说明导演的心态。

最感人的，其实是两段闲笔，其中高峰秀子演的小金的前男友如今成了瞎子，战败回乡后也没钱，可还是在村里写些小音乐，满足村里小学的需要，也找了新的朴实能干的妻，两人扶持度日，小金要跳裸体舞的广告在村里大肆宣言后，他和妻子坐在马车上，悠闲地讨论着，妻子有点担心他和小金的感情复燃，微加试探。他很笃定，说，我看不见了，以往看见的美好的东西，留下印象的很少。妻子撒娇——你看见我最少，我们结婚后你就离开了，两个人在嘲弄小金中达到了自我的温暖，有点残酷，可是那残酷又是理所当然。

还有就是父亲，父亲什么都明白，说小金傻，又说她所谓的在大城市做艺术，其实是骗人，可是她不做这个做什么呢，特别敦厚，小金跳舞的那天，他和校长在小酒馆喝醉了，校长去院子里看月色，突然爱慕地唱起古歌来，有种超越日常烦恼的感动。

清洁和杂乱如影随形，很多时候只是自我的判断。

小金和傻女伴（真是个傻姑娘，连条裙子都穿不好）离开了，坐在火车上，车越开越快，路边全是像她们俩挥手告别的观众们，再来啊，再来啊，没怎么安好心，可又是善良而乡村的，明明知道小金的城市命运也是一团糟，可是，木下惠介始终安慰地操持着他的摄像机，那两个傻姑娘身上真有种地母的光辉呢。

不过电影最有趣的是配乐，小金她们在乡村招摇过市，配的是《鳟鱼五重奏》，导演特别爱舒伯特，一会是“野玫瑰”，跳艳舞那段是“乐兴之时”，非常别致——也许暗示她们其实是两个傻天使，回到故乡施舍快乐。

好像某个阶段，电影导演都可以乱配乐，拉过来就是菜。不过也有特别失败的例子，上次把《云海玉弓缘》翻出来，主要想看陈思思，结果里面在小土堆上就冒充是岷山之巅也就算了，最可怕的是锣鼓喧天的伴奏乐曲，居然全部来自于“图兰朵”，几个武侠高手在空地上跑来跑去，边上总是徒劳地响起嘶喊的公主的咏叹调。

穿墨色DIESEL长袖，外边是白色的DIESEL棉袄，脚下还是墨兰配深蓝磨砂皮面的DIESEL球鞋，很得意地在华贸地下一层吃上海点心，其实也就是一家百货商店下面的小店，是传说中的绿波廊的老厨师退休后出来开的，所以很上海。

于是很华丽地发现这里已经成为GAY的集散地，不时看见两两一对的小同志们，都重重叠叠地穿着打扮着，走进暖哄哄的室内就开始脱围巾——为了拒绝像他们，现在就开始立志：今年冬天不系围巾。

北京不像上海——上海是不冷而人人皆围，北京是冷而很少人围，围巾因此几乎成了GAY的辨别标识。

为什么这里成为GAY的集散地？和某某同学讨论，一是所谓的品牌店多，爱慕虚荣的同志们爱逛街；二是喜爱形式感的小GAY们会选择所谓的CBD地区做餐厅地点，不过北京的CBD始终有种粗制滥造的喜感，尤其是在里面的人，因为所呆的区域而产生妄想。

我身后的一桌GAY，不时对着简陋的菜单，发出生命的喜悦式的欢叫，领头的是见过的某时尚杂志的主编，穿件黑色白点的衬衫——我不得不说，他还是这群人中穿的最正常的，旁边的一个削瘦（谁说瘦就是美）的小GAY，脱了围巾，瘦弱的脖子暴露在敞开怀抱的毛衣里，有种，怎么说，粗俗的滑稽。

他们在说这里的大闸蟹比香港便宜，又说在香港某某茶餐厅喝了鸳鸯，忽然跳跃到南京，说是这里没有盐水鸭，还真是很讨厌呢，因为餐厅类似快餐厅，所以座位极其近，所以不得不听下去。

 

也因此，尽管葱油拌面和苔条花生都很不错，我还是吃得心神不安，一边想自己和朋友见面时是不是也如此无礼，蠢相外露——可能自己还不觉得，检讨自己的心情带了回家，查阅自己的围巾，毛绒绒的一堆，还搀杂了几条北方毫无根据的丝绸制品，红绿相间，华丽不堪，甚至还有短小的黑白条棉制品，纯粹装饰品，乱哄哄挂在那里，像煞了一张马蒂斯的画，对着我冷嘲热讽，表明一个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我和他们一样，虚荣，愚蠢，妄想借一些身外之物，把自己装俵成潘安宋玉。

 

美国人制造出来的舞男，能激发无尽的性幻想，缤纷，完美地像时装杂志上的模特，不对，李察基尔比那些模特要好得多，穿，是给阿玛尼面子，不穿，是让群众们见识什么叫肉光四射。

在摇摇欲坠的旋律中换他的20件真丝衬衫那段，特别能说明服装和性的关系，还真不是一般时装广告可以比的。让人想起了菲茨杰拉德小说中那些亿万富翁家族的子弟的故事，美国人虽然也讲此行业的不容易，可是，还是搀杂了他们对物质的无穷去尽的欲望——美国舞男对于多数人都是糖衣炮弹。

舒国治写北欧，恍惚是海外仙人国，冷漠干净到了极端，不再有尘世的泥土和烦恼，估计是他在那个亚热带边缘的海岛上呆久了，对于他者，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出尘的幻想。

可是这个叫“迈克”或者“欧尼”的芬兰男人，出不了尘，失业，日子勉强过得下去，尤其是可以装修打零工。按照一般的看法，也能过生活，可是偏偏188厘米的身体，还有端正的面貌，白白浪费实在可惜，第一次装修，别有用心的女主顾就叫他裸体给自己梳头，可见是他勾起了那女人性的某个回忆。

虽然和基尔也是同行，可是在那么寒冷、肃杀，欲望也因此不一样的北方，还是艰辛了很多，只有一套貌似精致的西装，换衣服要在冰天雪地的户外——因为家里还有抑郁症的老婆，最难的是，形形色色的客人——北欧的仙人们年纪大了被打回原型，纷纷在这里露了真容，有老迈的，审慎地先考察他的躯体的小资产者；有少女白痴，每次呼唤亲吻就用梳子打他的头，（可见北欧国家福利好，傻瓜也有权力过性生活，每月两次）也有不会口交，向他学艺的呆滞、干枯的中年妇女；家有两个孩子，姿色尚可的中年母亲，要求哄完孩子再做爱，当然，也有要求他在聚会上跳脱衣舞，穿着鲜艳的所谓熟女——和她们的中国同行很像呢。

电影最好的，也就是这些寂寞的各色人等，老女人的奇形怪状的身体，肆无忌惮的暴露在镜头前，真实的让人发抖。

我最喜欢的是小白痴和暴力中年肥妇两段，小白痴用梳子，两个人坐在浴缸里，没有性的丝毫感觉，只有需要，最简单的，实用的，两个肉体叠加的需要。难怪他们设计出宜家那么简单的家具。

暴力肥女对性有要求，做到起劲时，用手去捂他的嘴，电影非常有趣，性交时基本不暴露身体，可是殴打时，不再掩饰，两人为付钱与否互相殴击，那一幕非常有张力，拳拳到肉，这样的画面，不是白痴冯小刚能拍出来的，他拍的打架像吴桥杂技。

也喜欢那些简单的场景，他第一次出门装修，巨大的玻璃窗外，是北方的黄色的大片的树林，冷漠的。没有声息的。他去旅馆服务，装修齐整的浴室表明旅馆的身份，可是那种身份又是寒蠢的、无聊的，广场上的专卖店应该卖那些顶级时装，可是他只有那套换来换去的西装，最滑稽的是熟女聚会——一群强大的女性，让人想起诺基亚的精英们，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的华丽，

当然，还是很传统的叙述方式，男人出门做鸭，特地把手上的戒指摘下来，表示婚姻的暂时断裂，后来历尽磨难回到家里，摘戒指引发的伤口已经愈合，他把纱布清除，顺便也脱了衣服，不算美的躯体，可是有种弱的结实，蜷缩在家里的沙发上，像回到母亲的子宫里。

妻子的报复也惨烈，拿起锤子，锤向丈夫的脚踝——是传说里父母亲惩罚那些逃亡的孩子，不是吗？一次狂热的出轨，一次对性的厌恶旅程，最后回家——每个人都会这样吧？沧桑的归来，等待你的是一池热水，一个粗糙的老脸，还有那些角角落落里熟悉的摆设，可是，真回去了，那声你好吗，就能解决寂寞问题?

 

丢书了，一本看到一半的“魏尔仑传记”，神秘的在家里失踪，我在厨房、厕所、衣柜、床下四处寻觅，都没看见。

只落得满手的灰尘。

幸好把最想看的几个段落先翻着看了。初识兰波；兰波和他的性生活；两人的日常争吵；他提着鱼回家被兰波耻笑；兰波离开后他和18岁的乡村学生的勾搭；那个少年格外短命，18岁就死亡了；他写的性爱诗歌。

有些冗长的写法：史料辨析很下功夫，伪史料还要研究其建构的原因，所以能看到格外多的细节，或真或伪，多看了不少奇异的谎言——很多是时人所编造，或者是辩护的目的，或者是污蔑的目的，最后居然都奇异地融合在一起。他的形象也淹没在时代的灰色的水滴中，最终，是不干净的水潭，微风拂过水面，也许能看见清亮的刹那。

很多年前看过《全蚀狂爱》，从兰波的角度来写他们的那段生活，是还没演那艘大沉船的迪卡普里奥演兰波，魏尔仑是一个微微有点扭捏做态的中年人，居然和传记大部分吻合。

迪卡普里奥那时候还年轻的很鲜妍，在电影里是个性别模糊的小妖精，不过那种狂傲中带了若干美国街头的嘻皮，还有众多落落大方的裸露镜头，后来他出名了，法国的八卦周刊把这些截取自电影的照片全发了出来。

印象最深的是他演的兰波在草地上，扭动着脊梁，用瘦弱的后背演出属于他们的魔术——书里到是说魏尔仑和当时的人都沉迷于他的面容，应该是出奇的俊秀。前些年大陆出过若干他的诗集，封面头像小不可见，怕我们受色诱？更可笑的是，翻译者写的前言，写他翻译过程中删除了兰波同学若干“下流的诗歌”——中国的卫道士一向多，可是为什么卫道还要去翻译兰波?

其实电影不如书好看——传记电影最多就是个躯壳，尤其是关键部位很缺失，电影剧本的作者还在电影里演出了一角，演那个冷酷卑鄙的警察局长，专门要检查魏尔仑的肛门，以此判断他的性行为——书里面专门谈了这段，研究他们的初次发生的地点，还有动作细节，似乎魏尔仑是被插入的一方，包括和后面的18岁的年轻学生，非常有趣味的考证。

因为我是个忧伤的中年人了——看到这段，不由往事上心头，有次跟着上海的铁路警察从上海到昆明缉毒，一路上有个老警察介绍经验兼现场办公，50多岁的苏北人，劳动模范，说话带些口音——一看就明白没什么往上爬的办法，是苦干出来的，他说抓男人就是检查肛门，女人则是阴道和胸——毒品与性器官居然如此联系紧密。

喋喋不休，还要着力表演给我们这些随队者看，终于在火车开到半路时上抓了个消瘦而难看的男青年进厕所，在厕所里现场办公，那男人撅起屁股，我只觉得有种巨大的恐惧和厌恶，空气似乎都脏起来——一个男人可以借权力之名任意插入别人的肛门。

老头熟练已极，用戴塑料薄膜的手指头往里面一插，男人疼得身体抽搐了一下，剧烈地。

这青年应该什么都没有，无辜，可也不敢于辩解。老警察最后送了他回座位，他好像有个哥哥，弟弟被证实没事情后，来理论了下，可是也说不出什么，一直说“我知道你们要查什么”，没有人说明白。

最后大家都沉默的抽烟结束。

老警察终于抓了个女贩毒，东西都藏在鞋跟里，他如释重负——因为对我们这些随队人员有了交代。那女人无知而难看，满头黄发，一直哭，说是就2000元就替人带了，东西多到能判死刑。到是和《李米的猜想》里面的情节一样，胸特别大——老警察就是看见她胸大起的怀疑，到没有藏在那里。我对她满是同情，可是根本没机会做任何事情，后来还有英俊的部队军官自发的前来看守她——老警察要替换着睡觉。

这日子过得真奇怪啊，我短暂的人生中，居然有这样多目睹奇怪的机会，充分明白现实并没有那些无聊的所谓浪漫，到是残酷而冷漠的。

明天再去商务把书买来，折价后37元，我的卡终于可以九点二折了。

 

她金发，没有缺陷的面孔，“经得起无情的灯光的强烈照射”，出身不算好，简单粗俗的费城富翁家庭，可是后天努力跟上了，经常是面无表情的高贵，所以，那阶段美国电影里面有公主气质的女性都归她扮演。

果然嫁得好，真正的国王，比起离我们更近的黛安娜，她更像高贵的灰姑娘，气质，容貌比后者都强大许多，当然，现实世界更势利，摩纳哥远没有英国的强大和话语权。结婚后，也就不免沦为小报上的当然女主角，国家小，可是是欧洲的销金窟，虚华、浮艳，用在别处都是批评词，用在她这里，却是绝对的褒义，哪里有几个人能真正接触那种丝绸般的生活?

光艳艳浑身都无懈可击。

当然，比起现在那些嫁个东南亚富裕土著都要招摇撞骗的三线小明星要可缅怀得多，也难怪有那么些人孜孜不倦地崇拜仰慕着，一点不嫌累。

只有希区柯克，在刚使用她的时候，就发现了她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完美的近乎不是现实存在的女人不招人喜欢？在“后窗”里，她是痴情而美貌的时装界人士，史都华代表着导演向她提问，“你美丽，气质高雅，又这么爱我，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遗憾呢?”遗憾，肯定存在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几乎每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都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捉贼记”里面，法国小女贼对这个百万富翁的女儿提出攻击，25岁，几乎就算是大妈了，影片里反复无情嘲弄她的自以为是，找到了英俊男人就赶快想嫁，发现了一点线索又几乎冤枉好人，她那个苍老浮华的母亲，一个社交界的失败者，都比她聪明许多。

终于，在“电话谋杀案”里她几乎被杀死，丈夫终于发现了这个完美美人的道德缺陷——不过最后，导演还是原谅了她，我们都记得那轻轻过来开门的钥匙的声响。

完美的容貌构成了谜语，希区柯克不能解释格蕾丝凯莉为什么不让他那么喜欢，总觉得有点小秘密，就给她设计了各种角色，可是也没有解释出来真正的秘密。

这次看“正午”，初出道的金发美女照样是眩目无比，可是，很快暴露了她的根深蒂固的自私——因为不想看见死亡，就决定离开孤独无援的丈夫，尽管后来她悔悟了，可是，那种冷漠、无聊，还是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作者的感叹，他发现，他那完美的表姐的声音，“里面充满了金钱。”

这些电影角色无疑是导演潜意识作怪，安排给她种种可供指责之处，不过，也许没什么误读，最简单的直觉就是真相。

真人版格蕾丝凯莉也许没那么多讨厌之处，可是，她越是完美，我们就越是讨厌她，也许这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的心声。

一

有个唱戏的朋友，从来不听那些锈迹斑驳的前辈的唱片，他自己在公开场合却常常说自己怎样师承那些前贤的——我因此笑话他，可是他说，是因为讨厌现在的人总拿他和他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比，现在的人，“有的听就不错了。”还敢于抱怨？

作为一个观众，我也知道拿现在的导演去和以往的大师对比，是多么的不自觉，可是，某些过于明显的偷师之作，实在让人无法不那么比较，刚看了《爱情的牙齿》——无疑，比起去年的“苹果”而言，这部更像电影，可是，却又是那么缺陷分明的电影，让人实在有话要说。

“爱情的牙齿”似乎有某种地下电影的特征，越到后面越明显，这部师承伯格曼风格的电影，很有好起来的希望——女人在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爱情，本来是丰富可说的，而且，电影有国内电影少见的干净，尤其是第一段。

一个彪悍的女中学生，平时在学校里也有五六个跟着的，在现在就是小太妹，肯定有机会奇装异服，可是那时候——压抑着自己的服装、肉体，也压抑着最正常的对男人的感情，甚至极端到了对一切男女交往都予以痛击，这要是落在大师手里，会更加凶猛？还好，虽然女主人公演女中学生不太像，可颜丙燕是个好的女演员，她干净利落，北京话标准，没有杂念，很有1970年代的风格。

终于有人拍出和姜文的“阳光灿烂”不一样的那个年代了，少年人的性感，掩藏在绿色的简单的服装中，那种颜色，与其说是生命的颜色，不如说是制服——最无希望的制度之色，欲望被严格控制，那么唯一的反抗，就是嘲笑——可是，那个彪悍的女孩子还没学会嘲笑，她只会顺从于更严肃、更不留情面的集体主义禁欲潮流中。

尽管颜丙燕紧绷的面容有些苍老，实在不像一个18、9的女孩子。这时候军装显示出别的好，宽大的款式，不会显示出女性的身材，只有一些简单的中性的框架，像树枝。

中国人似乎有女扮男装的传统，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浙江横店批量生产的武打影视剧里，庸俗、触目的大胸比比皆是，非常怪异——看过最好的女扮男装还是嘉宝的“瑞典女王”，在小旅馆的大床前，她脱了衣服，微隆起的胸，看上去还是个过分清秀的美男子，可是，又有着奇特的吸引力，稍带邪恶。

因此电影后面的性场面也更加欢然，衣服没脱，可是嘉宝仰面咬葡萄的动作，像古诗里面的“佳人美清夜，达曙欢且歌”——难怪她被当作那时代的性女神。

想起了高中班上，也有个整天穿军装的女孩子，真得是整天穿，即使是最炎热的夏天，也是军裤和白衬衫，没有电影里的美丽，只是绝对禁欲，脸上架幅眼镜，白净的像是白化病，精致，严肃——我们上高中的年代，也算得上所谓的性解放的年代，唯一的解释，估计要在她家庭里去找——最后见她是在高考之后，大热的天气，大家都去学校拿分数兼告别，她突然穿了粉色碎花裙，印象中那裙子还是严肃而苍老的。

可以想象，我的可怜的高中同学，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后性生活。

电影里面的脆弱的男孩子，面容模糊，清秀，有性感的嗓子，包括他的死亡都那么干净，确实有青春感，尽管导演拖泥带水地演绎了他临死前还赠送了伤害了自己的情人一个小枕头。

二

第二段，算是颜丙燕的成熟的初恋，她越战越勇，和近40的中年男性有了肉体之欢——当然在目前的电影制度下，任何“欢”的内容都付之阙如，可是，显然她是明白了肉体的享用之道，开始打开自己的身体，在正当的性路径——婚姻路径之外找到了实现目的的道路。

可是，流产的孩子尸体的暴露，使她的这种欢乐顿时结束，那个年代的特征，在电影中也处理的很好，北方的齐整的工厂宿舍，医院里面短暂的微妙的偷情，越是压抑的年代，一点点的反抗，就能激起惊天动地的波涛。

流产那段也漂亮，一个学医的女孩子，叉开两条腿，让情人为自己做手术，可是也就是在这里，电影慢慢滑向下坡路，干净的画面，简单的情节，女人的挣扎，始终在某种导演已经掌握的逻辑上，画面也因此呆板起来，他大概以为，一个女人，如果处于寻找爱情的道路上，那么，她的一切行动，都非得有个目的，颜丙燕也开始按照爱情的逻辑来要求自己，她在导演的驱使下明显成了性爱分离派——否则就被人当婊子啦，可是，他越辩护得厉害，就越觉得故事讲述地笨拙。

同样是压抑的年代，可是也应该有性的呈现，否则现实中就不会有那么多滚滚而来的人口爆炸，总不能告诉我们，中国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的3、40年里，床上只流行传教士式吧？

至少我看过的潘绥铭的性调查不是这样，最严格的专制下，国营煤矿的工人师傅们还是成群结队出去找农村妇女发泄，卖淫在任何时代都不死亡。

当一个压抑的年代呈现在那里时，我们并不需要对制度的准确呈现，我们需要的是言说那种恐怖的细、微妙的细节，一个女人的欲望被反复压制，她会选择什么?一场正当的婚姻?种种偷情的愉悦？还是改头换面的生活?

中国电影本来就不善于说话，台词因此很糟糕，许多地下电影几乎就是死在台词上，黑暗的房间，压抑的男女，笨拙地生活下去，如果导演再没有点小聪明，那么电影几乎就没法看下去，崔子恩大妈那么可笑、放肆、淫荡的剧情因为缺乏合适台词都显得荒凉，难怪地下电影让人觉得很闷——也难怪中国电影展现压抑和暴发一向很有长处，看来是来自于我们的某种习惯在作用，一般的夫妻，结婚后几乎就是面对电视，要不然更找不到话说。

想想戈达尔的电影里《断了气》里面的喋喋不休的情侣。

电影里的第二段爱情，也毁在没有话说上，甚至也没有行动，行动也没有意义，难怪在第三段爱情中，这个女人突然成为一个具体的活动人形，端正、简单、满足于一年见丈夫20天，脸上如白纸般晃来晃去，男人喜欢想象女性的贞洁，可怜的颜丙燕在后半段中也忠实地实行贞洁。

三

虽然主题出现在第三段，可是第三段最失败，尽管男演员是我喜欢的话剧演员，放肆起来也很有样子，可是导演铁了心要讲述单线条爱情故事，我们没法不面对所有人的失败。

后来看见了女演员在现实中的访谈，似乎也是个正在迈向中年的老实女人，腰身也粗壮，莫非是怀了孩子？

被激发的一点性感，迅速死亡在人生的正常关系中，这也是中国特征？在同类的女演员中，她肯定是优秀的，可是还是注定没戏演，目前中国电影凋零到这个地步，表面的繁荣，掩饰不了骨子里的苍白失血，像陈嘉上那么愚蠢的“画皮”，居然卖到那个价钱，可见一斑。

“英俊沉下僚”，优秀的人未必有出头之日，逐渐明白这个道理，可是青春是不等人的，尤其是女人的青春。颜丙燕大概也没什么机会了。

本来第三段很有希望，欲望被压抑过度的女主人公，肯定有其反弹——可是这里面完全没有表明她有机会，或者有这个心思，她只是呆呆的作为次品过着日子，在窗明几净的空间切割猪肉，在某个明亮的房间里做新娘，这个没有浮华精神的中国的包法利夫人，在电影中只呈现她哀默大于心死的活法。现实哪里会是这个样子？

而且，越到后面，颜的表演越没有光彩。小说开始出现的神秘、青春、性感，变成了平凡、淡漠和简单，我没有看见女人的颤抖，只看见了男人的无聊的激动，如果说男人主动拔牙齿象征着失去爱情的仇恨，那么，走出电影院，我们都会把这故事像废弃的牙齿一样扔掉，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开头却落得一个如此等闲的结果？

江南驿

周围都是拗造型的旅游自助男女，要不就是从城里开车来的杭城小布，拥挤到了不堪的地步，要不是有远处的山谷和雾气慢慢升起，真想甩手走人——真亏他们还有装腔作势的自己倒水一项。

带我来的美女毫不动摇的点了椒麻鸡和酸辣洋白菜，似乎还想点小龙虾，被我拒绝执行，目前这阶段只爱素，点了清炒蒌蒿，清炒茭白，意料之中的发现他们家的素菜处理很笨拙，除了酸辣洋白菜是招牌菜之外，别的都平平，而且酸辣洋白菜里面搁的是白醋，不很喜欢。但是装菜的盘子很大，衬托那菜越发珍惜，所以很积极地吃完了。

是豪华装修的大型杭州菜反动之后，往自我、简单、所谓个性化上靠拢的一步，据说椒麻鸡的汤泡饭很美味，我还是坚持吃了碗片儿川，大碗。没有笋的季节一向放茭白。

芹苴

水上市场像是黄昏时远望的灯光，摇摇欲坠，不喜欢媚公河三角洲的水，像是张有现实危险的大照片，昏黄、舒缓、漫无边际，让人想到灾难和瘟疫，不过也许都是先设式概念在作怪。

从旁边的船上接过来榴莲船，卖什么，船上的竹杆上就挑着什么。

想起了高中时代热放的一个新加坡的电视剧的主题歌，“为什么榴莲树下，不见榴莲树下落。”我们下了晚自习，纷纷去到校门口的小吃摊前，端着碗，听那首歌。卖的好象是凉虾？泽被西南地区的一种甜品。

船上的榴莲肯定是我吃过最新鲜的，甜腴，因为新鲜，所以味道很清，顺便还送了我一大把酸枝？纯粹是我胡乱起名，外貌似桂圆。里面却是小桔子瓣式的分了家，吮吸之，有酸酸甜甜的水，太不像水果了。

越南菜的中餐，再怎么吃也不像样，去了芹苴最大胆的中餐馆，酸是次要，主要是混搭太庞杂，一个排骨饭里七七八八放了十多种配料，像是习惯演花旦的演员，怎么也混充不了青衣，我明智的点了炒米线，反正这个玩意在哪里都是混合风。

胖壮的越南孩子端上来，也不说话，往那不锈钢的桌子上一放就走。很滑稽，看不见米线，先看见上面罗列的五六种配菜，虾大而鲜，吃到一半，才知道下面是米线。不过那家店的大电扇很食堂，装修也很高大轩敞，像是胡恩威称赞过的东南亚特殊的迎接风的空间。

大理

去了城北的一家小清真店，非游客区域，黑而窄，像个熟悉的街边妇女，并不亲近，可是进去后又觉得舒服，主要还是干净，我们像两条鱼，无声无息游进了黑色的水潭。

居然还有黑、红三剁，不过后来还是点了最简单的泡饭，十五六平方米的店，却有十来种泡饭，叫我如何不喜笑颜开，我点了苦菜牛肉泡饭，苦菜被煮过后，留了点香魂，荡悠悠，他点的是红烧牛肉泡饭，是我逼他点的，主要是好奇，红烧怎么泡？

结果也不错，那牛肉是烧烂了，又在饭上打了个滚，错误的年代，居然可以寻找到这样一家小馆，也算幸运。

不过，同桌的孩子，又把我们拉进现实。因为店小，只能拼桌，他穿得普普通通，黑色的圆脸，只有眉目清晰，说了几句闲话，说他是弥勒的，在这里一家高尔夫球场工作，也就是球童，看着我们，突然隐隐约约的一笑，像只动物，“你们是GAY吧。”之后大家再无话说，那孩子眼神游离不定，看得出也是同类。

出来之后，责怪他，都怪他在那么小的黑屋子里面也戴着墨镜装风骚——后来事实证明，大理是个GAY城，我们住的豪华酒店里打了唇钉的小服务员也来勾引了一番，真是喜剧。